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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自107年度推動「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計畫」（簡稱玉山學者計畫），協助各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提升臺灣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與學術影響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積極參與該計畫，透過延攬國際知名學者，深化校內研究能量與國際學術交流。
其中，臺師大地理系玉山學者Richie Howitt教授近期接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發行的《評鑑雙月刊》專訪，暢談他與校內師生共同推動「與／玉山對談（Yushan Yarning）」系列活動，串連不同世代的臺灣原住民族學者，深入原鄉社群，從教育實踐與研究倫理出發，推動由原住民族主導的學術研究模式。透過跨文化與跨世代的交流，臺師大亦持續強化大學在社會責任與多元文化議題上的參與。
此外，Richie Howitt教授也指出，臺灣高等教育界應進一步檢視制度、思維方式及行政結構中可能仍存在的殖民邏輯，反思過度標準化的教育與評量模式，並重視學生思辨能力與批判意識的培養。臺師大則希望藉由國際學術合作與多元對話，持續推動更具包容性與前瞻性的高等教育發展。
評鑑雙月刊內容全文如下：
Richie Howitt教授為臺師大玉山學者、地理學系講座教授，亦為澳洲麥考瑞大學環境與地理學系榮退教授。Richie Howitt教授專精於人文地理與原住民地理研究，長期致力於原住民權利、自然資源開發，以及原住民社群與政府、企業間關係的探討；他以參與式社會影響評估方法聞名，更因協助原住民族應對並挑戰體制性邊緣化，以及在原住民議題上的卓越貢獻，於2023年榮獲澳大利亞勳章（Order of Australia）。
問：請簡單介紹您的學術歷程，您是如何開始關注原住民族相關的社會議題？這段經歷對您有什麼意義？
答：我會走上學術這條路，完全是誤打誤撞。因為父親是工會領袖，我成長過程中就接觸許多政治與社會議題，也自然培養出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念大學時，正值全球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年代，我在學生會中負責族群關係事務，這不僅讓我開始關注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批判，也促使我正視澳洲的種族歧視問題，並與澳洲原住民族有更多實際接觸，結識許多原住民族思想家與領袖，也遇到幾位對我影響深遠的老師，其中包括澳洲首位取得博士學位的原住民族學者。
當時，我從未想過要成為學者，而是嚮往當老師，也獲得了師資獎學金，大學畢業後可以直接進入小學任教。師資培訓時，一位老師對我們全班說：「我的工作不是把你們之中某個人培養成最好的老師，而是讓你們每個人，都成為自己所能成為的最好老師。」他強調，「學會合作」是成為教育者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這門課不是全班通過，就是全班不及格。多年後我成為大學教師，才體會到實踐這樣的教學理念需要極大的勇氣。最終，我們那屆選擇一起承擔、一起學習，每個人結束培訓計畫時，都帶著一份大家共同完成的教案作品集，還有對「成為一名老師代表什麼」的深刻反思。
▋從原住民族立場出發 向上研究殖民社會結構
之後我為了寫畢業論文，前往澳洲北部的偏遠地區，研究礦業公司與原住民族土地權利之間的關係。在田野調查的路上，我在澳洲北部的凱恩斯（Cairns）訪談了幾位重要的原住民族領袖。他們告訴我：「你與其把我們的故事告訴礦業公司，不如幫助我們理解礦業公司在做什麼。他們隨時都能拿到資訊，但我們要了解自己土地上正在發生的事，卻非常困難。」那徹底改變了我研究的方向，也奠定了我未來研究生涯的基礎。很多人把我視為原住民族研究學者，但我研究的其實從來不是「原住民族」本身。我研究的是殖民社會、殖民經驗及其帶來的影響，是站在原住民族的立場，為他們、與他們一起，「向上｣去研究主流、掌權的社會結構。
完成研究後，我本已準備投入小學教學，指導教授卻鼓勵我申請博士，甚至在獎學金截止前一天，要我寫一頁說明「為什麼不該念博士」。那晚我徹夜未眠，卻怎麼也找不到放棄研究的理由。最後，我決定提出申請，也順利獲得了博士獎學金，正式展開我的研究生涯。接下來三年，我與不同的原住民族社群合作，深入研究礦業公司在澳洲北部原住民族土地上的礦產開發議題。
讀博期間，我邊研究邊教書，花了四年半才完成學位。我先在一所只有兩位老師的學校待了兩年；接著又在新南威爾斯州五十年來首設的「一師制學校」擔任創校教師，從零開始建立校務。後來被調到都市學校，教來自14種語言背景的10幾歲學生，接著又被延攬為K-12（幼兒園到12年級）的「和平教育顧問」。之後我意外獲得「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研究獎助」（Queen Elizabeth II Research Fellowship），得以進行博士後研究。正是在那個階段，我才從一名小學教師轉變為學者、大學教師。
我的博士論文是在大學指導教授Mary Hall的牽線下，參與一個由澳洲天主教會和聯合教會合作的計畫。該計畫原本希望透過「股東教育」讓礦業公司的股東了解採礦帶來的影響。我說：「與其教股東，何不教那些真正受到影響的人呢？」於是這個計畫整個轉向，改成支持原住民族了解他們自己的處境。計畫的第一個成果是一張標題為《礦業公司是如何取得採礦權的？》的海報。我們還做一本政治素養讀本，並嘗試以漫畫、歌曲及廣播劇等形式呈現我的博士論文，並翻譯成五種原住民族語言。考慮到我研究與合作的對象識字率較低，這些內容都使用「控制詞彙」（controlled vocabulary），避免長句、專業術語及隱含文化前提，讓原住民族能真正理解並使用這些知識。因為不想成為靠原住民族知識取得學位的白人學者，我一度猶豫是否該提交博士論文，但我的原住民族導師Patrick Dodson點醒我：「礦業公司隨時都可以走進大學，找任何人替他們做他們想做的研究，我們卻連那個體制的門都走不進去。我們需要一個在體制內、可以信任，在我們需要指引、支持和研究時，可以幫助我們且真正懂我們處境的人。」因此，我踏上了成為學者的道路。
問：您成為玉山學者的契機是？計畫想達成的目標為何？
答：早在2000年，我參與的澳洲地理學組織就嘗試成立一個原住民族地理學國際委員會，而該委員會的首次正式會議在2007年與國際地理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的「島嶼委員會」共同在臺北舉行，那是我第一次來到臺灣。那次來訪讓我非常震撼且羞愧，驚覺自己對臺灣一無所知。後來，我一次次回到臺灣，因為我認為自己需要補課、需要理解。澳洲與臺灣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人口規模相近，原住民族經驗也有很多可以對照的地方，但同時也存在非常深刻的差異。
▋異同的臺澳殖民經驗 搭起跨文化合作的橋樑
人們問我：「澳洲和臺灣最大的不同是什麼？」我總是回答：「六萬五千年。」因為我的原住民族導師所承載的教育傳統，可以一路追溯到六萬五千年前的文化歷史。那種與土地之間極為深厚的連結，也孕育出讓我一直以來無比敬仰的智慧與耐心。
而臺灣教會我的是，殖民並不只是歐洲擴張的結果。從清帝國統治到日本殖民，再到國民政府來臺──是「撤退」還是「入侵」，取決於你當時站在什麼位置來看。接著，又進入民主化的歷程。我對臺灣在戰後國家轉型與民主化過程中所完成的巨大轉變，始終感到非常敬佩。但同時我也清楚意識到，臺灣社會整體以及臺灣原住民族社群之中，仍然承載著一層層尚未完全被處理的歷史創傷。身為一名原住民族權利研究者、殖民社會研究者，臺灣也讓我重新思考什麼是殖民經驗、殖民究竟如何運作。我在這裡遇到非常慷慨的學術夥伴，也讓我得以在跨文化的脈絡中，進行非常深刻的對話與合作。
國立東華大學和我長期合作，我也指導過兩位非常傑出的博士生。一位是徐敏娜，她研究的是莫拉克風災後魯凱族的復原；另一位是張瀠之，目前任教於東華，研究臺灣東部的健康促進計畫。透過她們的研究，我對東部地區、災害治理與社群韌性有了非常深入的理解。
此外，我們也曾爭取到一個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獎學金，支持國立政治大學的畢業生陳怡萱赴澳洲深造。她後來嫁入泰雅族社群，目前也在政大任教，研究達悟族的自決議題。透過這些博士生，我得以深入參與臺灣民主化、原住民族權利承認、醫藥衛生合作協議，以及高等教育體制的複雜面向，也不斷思考：跨國合作究竟要如何才能真正長久並持續？
後來，我同事替我申請玉山學者計畫，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回饋」的機會：臺灣對我非常慷慨，而這個計畫讓我有機會付出。這是個意外的榮譽，起初，我太太對我退休後又重出江湖頗有微詞，但自從她來臺灣學中文後，生活變得忙碌又快樂。這份對學習的熱忱，連她自己都感到驚訝。
以我對原住民族權利運動與相關學界的理解來看，我認為臺灣的原住民族研究正站在一個關鍵的轉折點。那些在解嚴後、民主化過程中，奠定研究基礎的重要學者，正逐漸接近退休；同時，他們也成功培養出一批較年輕的原住民族學者，正準備提出新的貢獻。這種世代交替的時刻，正是我特別感興趣的地方。
因此，我們舉辦「與／玉山對談（Yushan Yarning）」系列活動，邀請不同世代的原住民族學者交流、對話。身為一名地理學者，我不禁想到地景與命名的意義──能夠以玉山來命名，本身就承載著巨大的責任。玉山不只是臺灣的象徵，也是布農族與鄒族的聖山，受到整個社會認可。要做出配得上玉山之名的成果，確實是非常高的期待。
▋透過深度對話走進社群 實踐原民自主的學術研究
問：在玉山學者計畫期間，您如何與臺師大合作？此計畫對臺師大的影響為何？未來可能帶來哪些發展？在執行過程中是否曾遇到挑戰？您又是如何克服的？
答：透過「與／玉山對談」，我們邀請學術界的資深與新興學者共聚一堂，每場大約5至8位與談人，探討原住民族的自治議題。在澳洲，「yarning」原本只是聊天的意思，但後來也被視為一種原住民族研究方法，指的是透過深度對話，慢慢揭露更深層的真實。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辦了4場對談。前兩場比較學術取向，一場談教育，一場談研究倫理。今年我們更走進社群，在新竹尖石和花蓮Makota’ay部落各辦了一場對談，一場聚焦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另一場則著重那些在正式學校體制之外，但卻非常有創意、成效及包容性的社區與藝術導向教育實踐。「研究如何和原住民族建立倫理關係」是這些對談的共同重點。我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要讓原住民族社群來主導研究議題，而不是由上而下由學界決定要研究什麼。人們是自己生命經驗的專家，他們應該有能力設定研究方向。
除了這些對談，我也在阿里山和尖石辦了兩場K-12教師工作坊。我們還舉辦了兩場政策論壇，由臺師大的汪明輝（族名tibusungu ’e vayayana）教授主導，討論原住民族教育與自治，參與者包括老師、校長、實驗學校、教育部及學界人士。「與／玉山對談」活動全部都是雙語同步翻譯，讓每個人都能用自己最自在的語言發言，也確保每個人的聲音都被聽見。對談內容非常精彩，現在我們正進入計畫最後一年，思考要怎麼把這些豐富的內容整合起來。今年春天，我們會辦最後一場「與／玉山對談」，主題是「原住民族自主的原住民族實踐」（Indigenous Initiatives for Indigenous Autonomy），邀請過去的與談人回來分享他們在這段對話歷程中學到的事。
我們也正在籌備出版一本書。本來我希望做成中英雙語，但後來發現中文與英文的讀者群其實不同，所以英文內容可能會變成一系列學術期刊論文，而中文會是一本文獻與社群都能使用的資源書。
▋研究倫理的真諦 始於對知識權力的批判
在計畫執行過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怎麼確保研究是真正公平的、對研究對象是尊重與平等的。我認為，違反研究倫理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跟缺乏批判性思考有關，也跟臺灣高等教育體系結構性的階層文化有關。而我向來都是在「往上研究權力」，所以對此一直抱持批判的態度。在我看來，真正的研究倫理不是填一張表、通過一次審查就算了，而是要把研究的主導權交回給那些會被研究影響的人，讓他們對研究有實質的治理權。
我常說，我的研究受到最嚴格的「同儕審查」，其實不是來自學術期刊，而是來自我把研究拿回原住民族社群報告時──因為他們真的在乎這些研究。這和有些根本不在乎你的研究，甚至將之視作威脅，試圖讓你噤聲的審查意見完全不同。我自己就遇過這種審查，所以我也花很多時間在指導年輕學者，教他們怎麼面對沒有建設性的負面評論。
很多人期待我身為玉山學者能告訴他們答案，但我從不這樣做，我喜歡用問題逼學生去思考、用合作的方式教學；我來臺灣學習，也願意分享所知，我相信臺灣有很多值得讓世界看到的東西。澳洲學術界有種「文化自卑」（cultural cringe），認為除非在英美受肯定，否則永遠不夠好。臺灣也有類似的情況，不是在歐美被肯定，就是要在華文世界被認可，而忽略了臺灣本身的價值。
我和政大陳怡萱教授寫過一篇論文叫Taiwan Inside-Out，文中提到臺灣常被當成中國與西方地緣政治的目標或是可以「擁有」的戰利品，但從原住民族的角度來看，「為人」（being human）不是去擁有，而是去「屬於」。不管誰聲稱擁有臺灣，對族人來說，他們永遠屬於這片土地。所以當我被稱為「玉山學者」，我感覺不是我登上了玉山，而是玉山擁有了我，我必須回應這個名字所代表的責任。
我的玉山學者計畫團隊非常出色，給予我很多支持，但我在計畫執行上仍遇到一些挑戰。玉山學者計畫的原意是要促進國際合作，因此我期待能夠舉辦國際型的工作坊或活動。但要應付繁瑣的行政程序，同時用相對有限的研究經費去邀請國際學者，真的非常困難。要把澳洲或紐西蘭的學者請來，光是機票、住宿和出席費，就可以花掉所有研究預算。我會希望，與其把經費用在學者個人獎助，不如提高研究支援補助或明確編列一筆經費，用來邀請國際合作者。目前我選擇把有限的研究經費投資在「把人聚在一起對話」的項目上，建立長期合作的能力，而不是只辦一次性的活動，也開始思考一些混合式（線上與實體）的解方。
我也發現最令人興奮也最有長期影響力的事情之一，是把臺灣的學生送進澳洲的學術體系，再把他們帶回來。我的三位臺灣博士生裡有兩位目前在臺灣任教，而我相信他們會帶來真正的改變，重塑大家的思考方式。我現在的博士後研究員吳宜瑾也非常優秀，我和她密切合作，幫她把博士論文轉成期刊論文，也用她的名字把玉山學者計畫的成果發表出去，鼓勵她申請工作。這段博士後的經驗會成為她在臺灣學術體系中發揮影響力的重要基礎。我也告訴我帶的大學部學生，未來十年內有任何問題都可以來問我。對我來說，這個計畫並不會隨著獎助期滿而結束。
從南島世界的跨海連結 反思高教國際化的意義
問：您如何看待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對原住民族的重要性？是否觀察到值得借鏡的多元文化或多樣性實踐案例？在推動與促進原住民族權利方面，還能有哪些作為？
答：若你理解南島語系族群（Austronesian）的連結，就會知道整個南島世界相連的關係──向毛利人學習、向夏威夷學習，那種歸屬於「更大社群」的感覺。殖民者以為他們在殖民一座孤立的島嶼，但對沿海民族，特別是南島世界來說，海洋從來不是隔離，而是連結。南島社群之間的關係，本來就建立在跨族群、跨地域的互動上，所以所謂的「國際合作」其實是南島世界最根本的存在方式：一個跨國、跨群體的共同體。
由於我採取「向上研究」（studying up）的取向，不只研究社會中握有權力的一方，也開始把大學本身視為研究對象，因此逐漸意識到，教育長期以來都是殖民的重要工具，殖民權力總是透過教育來規範原住民族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可以如何存在、可以使用什麼語言。很多看似中立的思考方式，例如「國際化」這個詞，不只反映了殖民歷史，而且還在持續強化殖民。我常用「仍在殖民的社會」（still colonising societies）這個說法，就是因為殖民從來不是過去完成的事情，而是一個還在進行的過程。要面對這件事，我們不只需要「去殖民的思考」（decolonial thinking），而是要真的「去除殖民」（uncolonise），去檢視我們制度、思考方式以及行政結構裡仍然存在的殖民邏輯。
尊重差異與多樣創造力 重新想像教育的價值
標準化考試或齊頭式平等對我這個地理學者來說，等於在抹平地景、消滅多樣性、抹去差異。文化與自然地景的美，正是在於它們的不同之處。如果教育真的要擁抱創造力，那我們就應該像東海岸的漂流木藝術家一樣，把颱風帶來的海洋禮物轉化為令人震撼的藝術，打開視野看見不同的可能性。這種創造力，和能寫程式或製造先進晶片的能力一樣值得肯定。這不是在否定科技，而是在肯認：除了創造經濟價值，那些能創造機會、歸屬感及願景的思維，也同樣重要。
前陣子我去了阿米斯音樂節，有些表演讓我看得目瞪口呆。其中一個排灣族的年輕女性舞團，一開始呈現的是非常成熟專業的現代舞，但在表演過程中卻慢慢轉成傳統舞蹈。那一刻非常動人，因為我們常以為叛逆的年輕世代會說：「好啦好啦，傳統跳過了，讓我們做真正想做的事吧。」但她們卻反過來，用現代舞走回傳統，那是一種對社群的宣告，而不是為了取悅殖民者或迎合刻板印象。開幕時，場中有來自奧特亞羅瓦（Aotearoa，毛利語的紐西蘭）、帛琉、澳洲、印尼、馬來西亞等地的千餘名舞者，各自帶著旗幟與服裝，就像奧運進場一樣，然後被引導進一場「為彼此而表演」的儀式。他們不是為觀眾表演，而是為自己、為彼此而跳。整個活動持續了兩天，主舞台全都是文化表演，沒有任何刻板印象式的「原住民秀」，而是充滿創意的、活生生的文化實踐。
在我待在這裡的這段時間，我也看到越來越多在臺北的年輕原住民族，開始重新回到部落，重新連結語言與文化。這個過程並不整齊劃一，例如原民社群內對多元性別族群（LGBTQI+）也有各種不同甚至矛盾的感受。但社會本來就是複雜而混亂的，它永遠不會符合某種標準化的模型，就像我們不可能用一張標準化考卷來判定「好孩子」一樣。
問：您對臺灣追求卓越的年輕學生、教師和大學有何建議？
答：我覺得臺灣大學教育的弱點，在於真正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我也很擔心現在對AI的高度依賴，會讓人以為所有事情都可以從外部找到答案，不需要自己思考。當我請學生寫下他們在上完課後對「原住民族的臺灣」與「臺灣本身」的理解有什麼改變時，有學生問：「可以用AI嗎？」我說：「不行，而且我也不知道你要怎麼用，因為我要的是你的智慧、你對這個問題的理解與回應。」不管你怎麼問AI，它都不會告訴你「你怎麼想」。所以，在社會科學裡，在教學與研究中，我們必須教人怎麼思考，而不只是怎麼蒐集資料。
如果我們理解殖民經驗，就會知道AI其實是一種殖民性的科技。因為在殖民過程中，原住民族的語言、治理結構、教育體系及知識傳承被系統性地抹除，他們身為人的尊嚴也在各種層面被否定。這些被抹去的知識與經驗，幾乎完全沒有進入AI所依據的資料與模型之中，進而放大了殖民所造成的「知識域暴力」（epistemic violence）。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就只是在不斷加深、更新這種暴力。
有一種傾向認為好的教育就是標準化考試成績高，但我認為好的教育真正展現在「有自信的學習者」身上。如果你能培養出有自信的學習者，他們就能去學任何他們認為需要的東西。尖石實驗教育國小的孩子們，能夠靠創意在國際機器人大賽中獲勝，因為他們不是在學機器人，而是在學怎麼思考、怎麼解決問題，而且是用自己的語言。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同時，他們也在學種香菇，用各種方式學習創業、學習自立，還會很熱心地打掃學校，因為那是「他們的學校」。
這些孩子在標準化考試中會考得好嗎？我們對IQ測驗的批評已經有七十年了：標準化智力測驗在美國讓黑人孩子考得不好，因為那是一套「白人的測驗」。把它翻成中文、日文或任何語言也一樣，只要它是標準化的，習慣跳出框架思考的人就會看起來很笨，但他們其實並不笨。所以我們必須重新理解何謂「智能」──它其實是自信與創造力，而這正是我們應該培養的，不只是小學生，也包括大學生。
因此，師資培育是個重要的議題。師資培育課程是否能培養「能在原住民族社區中當好老師的教師」？如果師培生被教導「在任何環境中當好老師，就是要讓學生在標準化考試中拿高分」，那麼他們進入原住民族社區後，就會成為問題的一部分，用一套新的殖民標準去管教孩子、逼他們符合某種外來模式。但如果他們願意成為原住民族權利與自治的謙卑支持者，就能培養出一整代原住民族思想者，去幫助臺灣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資料來源：聯合報、評鑑雙月刊 / 編輯：陳彥熾 / 核稿：胡世澤、鄧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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