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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世代記憶與教育初心 《終身樹人：我在師大的日子》正式出版
一所學校的歷史，除了記載於設立沿革與制度發展中，更鮮活地存在於每一位成員的生命記憶裡。新書《終身樹人：我在師大的日子》現已正式發行，書收錄的篇章涵蓋了校園生活的多元面貌：從課堂上的聽講、社團活動中的投入熱情，到校園中的種種日常，這些故事如同一扇扇窗，讓讀者重溫那些熟悉的紅樓光影、操場笑聲。
《終身樹人》由圖書館策畫出版，並廣邀歷屆師長與校友撰稿，作者群涵蓋不同世代與領域，包括資深教授、教育工作者及各界傑出校友等，求學的歲月構成了師大人共同的生命印記。作為一份珍貴的歷史資產，《終身樹人》將透過文字的傳遞，讓不同世代的師大人能在此產生情感共鳴。
期許每一位在校師生珍惜當下的學習時光，讓這份深厚的情感與精神，能像薪火般在未來的師大人手中持續傳承，見證師大精神的綿延不息。
文學院：我在師大的田野啟蒙歲月
壹
回想起來，年輕時我在師大讀書時的那些歲月，實已埋下往後數十年我的學術走向及興趣的根源。特別是，多年來我在青藏高原東緣及蒙藏牧區的田野考察，以及我所關注的邊緣、多元與反思性研究。
兩次大學聯考失敗接著服完兵役後才考入師大，我仍記得，初入和平東路校園時有如置身夢中的感覺。那時為1970年代中期。班上同學及學長們幾乎是相當平均地來自全省各地，包括離島及原住民地區，以及海外僑鄉。僅只是閒聊中大家提及彼此的成長過程與生活經驗，都讓20歲之前極少離開所居之南臺灣眷村的我感到十分新鮮有趣。師長們更是來自不同學科、學經歷背景，不同政治與文化背景，以及不同年齡層。譬如，有讓學生們仰慕而又敬畏的留洋派教授李國祁先生，有帶著仙氣、個性親和並常以「士以天下為己任」教誨學生的朱際鎰先生，有講四書課開章明義便稱《論語》是一部古代作官指南而讓我十分震驚的國文系莊萬壽先生，以及當時十分年輕而和我們亦師亦友的講師、助教們如朱鴻、林麗月、吳文星等人。旁聽他系的課、參加社團活動以及在宿舍，又能接觸到更多來自各方、各學科以及具各種興趣與才能的朋友。
因此那時，師大對我而言便是一田野，或以更深刻的話語來說，場域。這兩個詞在英文中都是field。田野指的是，許多學科採集研究材料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地域或場所（如一片森林、幾個村落）。而場域，在社會科學中，特別是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會學中，指的是由不同個體與群體構成的社會空間，其間有資源、權力、地位與競爭法則，個人在其間利用各種資本參與場域內之競逐。因此，若不固著於刻板的人類學，那麼場域以及瞭解一場域，可以說是人類學田野民族誌考察的對象與目的。
將我所經歷的母校大學與研究所視為一田野、場域，實因為一方面我在各課堂上學習了許多學術新知，另一方面我也在此習得各種學術圈的法則。譬如，如何寫一篇好學術論文，如何應對各種考試，如何與同學及老師們往來，如何在學術發表中壓抑對時事的批評。然而我並非一個循規蹈矩的好學生。在此場域中，我會以自己的辦法來應付一些無聊或無意義的事。譬如，因不願花太多時間來準備軍訓或三民主義考試，我只在考前一個小時記憶課本重點，然後將它們化為一些簡單圖形記憶下來。拿到考卷後，先將與考題有關的圖形一一畫出，然後循著圖形各部份的啟示，回憶不久前背下的內容來作答。十多年後，我在哈佛大學研習社會記憶理論與相關著作時，才知道這種記憶術在希臘與羅馬時期即被一些雄辯家（通常也是政客）用來記憶十分冗長的演講內容。這過去的經驗也讓我相信，此種記憶術並非如一些學者所言的「西方文化傳統」，而是在任何人類社會都可能被人們廣泛運用。
貳
那年代，臺北的大學生流行在溪邊辦露營、烤肉，由學會或社團的迎新到其它社交活動都常在南、北勢溪畔進行。我因此愛上了臺北周遭的山溪，特別是結合登山、露營、溯溪的山溪釣。
教學實習那一年，我選擇在臺北縣的國中教書，主要原因之一是迷戀山溪釣。教學實習完成之後，我考入師大歷史研究所就讀。在研究所期間，我更是經常在烏來、坪林、福山等地南北勢溪的大小支流活動。我甚至以此發展出一種應付研究所重要考試的辦法；考前先去山裡釣魚三五天，釣到心生愧疚、歸心似箭時便回來，此時讀書效率奇佳。就在這一段時間的登山釣遊中，與我同行的常是幾位廣告、油漆行業與軍職朋友，我也經常與烏來、忠治等地原住民朋友往來互動。我想，自己對各種環境、場域中的人與社會的觀察與研究興趣便由此而生。
我也經常單獨入山宿營釣魚。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得到兩種經驗。其一是，時時注意周遭環境與自己的行動，以掌握自己的安危。其二是，獨處靜思；在與自身熟悉的世界隔離的情況下，看看自己是否能以不一樣的方法、角度思考一些學術與日常事務。
參
在學術上，最早我感興趣的是古典中國或中國古代史。為此在大一時我便旁聽了國文系的甲骨文、金文與尚書等課程。帶領我進入此領域的是王仲孚先生，他講授的中國上古史課，內容豐富而表達風趣。研究生階段，我找他作我的論文指導教授，而他卻建議我找中研院史語所來此兼課的管東貴先生。我瞭解他的深意。後來我在管先生的指導下，以「中國古代的羌、姜與氐羌」為題寫論文。在碩士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我屢與管先生意見不同而有爭執。此時王仲孚先生總是對我表示深切的關懷與安慰。
我與管先生間的歧見，在我的論文交到他手上時達到最高點。他看了後對我說，「你論文這樣子寫，要我怎麼替你找考試委員？」我答道，可以找某某某。管先生則說，「他也被你批評了。」他的意思是，我在論文中把前人的論點都批駁了，但自己也沒提出個有力的說法。然而由這些對話也可見，管先生是愛護我的，他擔心我的論文得罪人太多，無法畢業。最後，他仍對我說了狠話，「你的論文應可以讓你畢業，可以出版，但出版時不能出現我的名字。」我的回答是，「當然不會，這都是我自己的意見，不連累您。」在這不愉快的情況下，我還是順利畢業了。
碩士畢業之後，我和管東貴先生沒有什麼往來。王仲孚先生常勸我去中研院探望管先生。那時我的確常去中研院史語所，為的是去其圖書館查閱資料。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另一位在師大兼任的史語所學者毛漢光先生，每在圖書館遇見我時，也常問我有沒有去看管先生。當時我只覺得好笑，似乎我和管先生間的矛盾人人皆知。後來我在靜修女中教了一年書。就在那學年末，管東貴先生要我將申請履歷資料寄到史語所；這是師大碩士班畢業後我和他之間的第一次聯絡。後來我順利經過聘審程式進入史語所，成為該所的助理研究員。這時為民國73年（1984），直到民國111年我才從這研究所退休。
肆
民國76年（1987）年我到哈佛大學留學。在此之前，從師大歷史研究所寫碩士論文時，到進入中研院歷史研究所的前三年，對我來說是求學之途上經歷許多困頓的一段日子。對歷史、對社會上的一些問題充滿許多疑惑，然而自己又無力解答，甚至不知該如何表述這些疑惑。這表示管東貴先生當年對我的責備並沒有錯。然而這些求知困頓，在我進入哈佛大學後竟成為一種優勢；這時的我，在學習上有如一被擠乾的海綿，只要浸在水中便能迅速吸飽水份。
譬如，我過去在寫碩士論文時的疑惑與困頓之一便是，不知道「羌族」是什麼，或更基本的，不知道什麼是一「民族」。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與困頓，我在「族群理論」課程中便大有所獲。過去不知道中國古籍中稱羌為「西方牧羊人」為何意，因而我修習「遊牧社會人類學」。由此課程習得的知識，讓我得以深入思考漢代河湟西羌（青海東部羌人）的遊牧季節韻律、社會組織與部落文化。也由此課程及「經濟人類學」等課程，讓我對人類所居環境與其生計手段，以及社群認同與社會記憶間的關係等等，有比較整體的理解。
伍
從哈佛大學畢業返臺後，我並未從此脫離「困學」的感覺。相反的，當我解決了一問題後，我會質疑自己是否真正瞭解此問題，而後我以新的問題探索來驗證先前所得，然後我便能看得與先前不一樣。這就像是，蠶織繭，把自己包在裡面。當我們攻破了一層繭之後，我們應懷疑自己是否仍在更大的繭中，思考如何擺脫更大的思考牢籠。如此不斷的對自己提問，並移動在多點田野、多元學科角度之間，來突破自身社會、文化與學科訓練的囚籠，或繭。
譬如，哈佛所學對我固然重要，但我更重要的學術資產來自於民國83年（1994）至92年的羌族田野考察。這是為了解答我在博士論文中未處理的一問題﹕若如我所主張，羌是商人、華夏與後世漢人的集體建構與想像的西方異族，那麼為何當代在四川西部有大約30萬人自稱羌族，亦有其獨特的語言、文化？我花了約十年工夫完成此研究，從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角度，來說明這些山居人群如何由各村寨人群互不認同的「爾瑪」，在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下被分類、識別而成為「羌族」。我接著又不斷提出新的問題，於是我的田野由羌族移於鄰近大渡河上游的嘉絨藏族，後來又移向川南的涼山彞族。近五年來，基於對過去青藏高原東緣的羌、嘉絨、彞等族群社會之研究所得，我思考人類早期社群的性質、歷史記憶與文明發展之間的關係等宏大議題，因此我的田野又及於義大利、希臘、捷克、波蘭等地。所以，可以說我至今仍在困學之中。
我十分感激當年師大給予我的學習與生活環境。我習得的不只是專業知識，也習得如何與不同地域、社會與專業背景的人們相處。我習得的不是服從學術權威，而是反思權威與典範的形成過程。我在此期間認識社會――那是一種田野、場域，權威與典範是其重要的一部份；便是此部份讓我們難以窺見社會的真貌。因此人文社會學科的探索，便是不斷地從被典範知識建構的世界角落裡，也就是從那些邊緣的地區、時間、人物、事件中，不斷一層層的破繭而出，一遍遍的看見更新、更廣闊、更真實的景象。
（出處：圖書館出版書籍《終身樹人：我在師大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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