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學系提供】長期關心臺灣文學藝術發展的國際漢學大師、瑞典學院(Swedish Academy)馬悅然(N.G.D.Malmqvist) 院士，近日偕妻返臺探親，並接受臺灣師範大學的邀約，成為師大講座教授。
馬悅然(N.G.D.Malmqvist) 院士精通古今漢語，曾翻譯《道德經》、《水滸傳》〈桃花源記〉、《西遊記》等中國古代經典，也將沈從文、艾青、聞一多、北島、顧城、高行健、商禽、楊牧、李銳、曹乃謙、舒國治等現當代華文作品譯介到西方。他以瑞典國際傀儡戲團董事長身分，兩次為小西園布袋戲團募款至瑞典演（1993,2008) ，對臺瑞文化藝術交流奉獻良多。此行返台還將陪同兩位專程來臺的瑞典偶戲藝術家魏阿磊、柏茱莉向偶戲大師許王拜師學藝。
馬悅然近年於翻譯、中文寫作出版量甚為豐富，2011年精選台灣詩人楊牧一百二十首詩，翻譯《綠騎：楊牧詩選》，以中文瑞典文對照版形式，為歐洲首見翻譯質量最豐富的中文詩歌作品，獲得瑞典皇家圖書館2011年度書籍藝術大獎！2012諾獎桂冠詩人特朗斯特羅默《巨大的謎語》、《記憶看見我》由馬悅然親譯從瑞典文翻譯中文，率先在台灣出版（行人出版），傳為現代詩歌與漢學相逢的一段佳話，這一次馬院士應允師大張國恩校長之禮聘，將任師大講座教授，更開啟了臺、瑞雙方學術交流的新契機。
馬悅然教授自1985年選入瑞典學院院士，瑞典學院為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機構，一般說法皆以十八名院士擁有諾貝爾文學獎的投票權。馬悅然介紹瑞典學院：「我們這十八個人就是一個擁有傳統歷史的”讀書俱樂部“」。他未來在師大開設的講座課程，信能為臺灣帶來更寬闊的國際視野與深度的文化交流。
瑞典學院．馬悅然院士 簡介
1924年出生於瑞典南部的延雪平市 (Jnkping )，師事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博士，學習中國音韻學及古漢語，並以漢語研究獲斯德哥爾摩大學博士學位。曾擔任兩屆歐洲漢學協會主席。
研究領域：漢語語言學與中文文學。
曾任職於：英國倫敦大學亞非語言學院中文系、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人文學科學院、香港大學翻譯系等世界知名校系。
獲獎：為國家服務有功績的勳章 (1990)、瑞典國王 Karl XVI Gustav 頒發的金質獎章勳章 (1982)、瑞典皇家北極星勳爵團之團員 (1970)。
譯著（瑞典語）：《水滸傳》、《西遊記》、沈從文《邊城》、高行健《靈山》、商禽《冷藏的火把》（1991) 、《海岸與被寵壞的孩子》(北島、顧城詩選)、《綠騎：楊牧詩選》(2011)等超過五十部。
主編英譯：與學者奚密主編《二十世紀台灣詩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
馬悅然的中文寫作：《另一種鄉愁》文）、《俳句一百首》（聯合文學出版）、《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微型小說，二魚文化）。
20131101馬悅然教授履歷
●經歷：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2009, 10月);
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2008, 10月客座教授);
布拉格卡爾洛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中心的客座教授(1997,十一月);
榮譽退休漢學教授，斯德哥爾摩大學(1990);
香港大學翻譯系客座教授(1990/91);
歐洲漢學協會的會長(198890);
歐洲科學基金會中國文學19001949年研究計劃的主持人(197987);
歐洲漢學協會會長(198084);
瑞典皇家人文科學院副院長 (197881);
北歐亞洲研究所的董事長 (196777);
國家人文學科研究會議的議員 (196769);
國家人文與社會學科制定計劃委員會的委員 (196769);
斯德哥爾摩大學人文學科學院的副院長(196769);
斯德哥爾摩大學語言學科學院的院長 (196769);
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的系主任 (196590);
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的系主任兼大學亞洲語言學院的院長 (196165); 澳洲坎培拉學院中文系的高級講師 (195961);
瑞典駐中國共和國大使館的文化秘書 (195658);
倫敦大學亞非語言學院中文系的講師 (195355);
烏普薩拉大學•中文講師 (1952);
博士學位，斯德哥爾摩大學 (1951);
在四川從事方言調查田野工作 (194850) ;
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攻讀中文和人類學 (194648);
在烏普薩拉大學攻讀法律與拉丁文 (194446).
●研究領域:
漢語語言學與中文文學。
●獲得獎牌:
為國家服務有功績的勳章 (1990);
瑞典國王 Karl XVI Gustav 頒發的金質獎章勳章 (1982);
瑞典皇家北極星勳爵團之團員 (1970).
瑞典學院院士(1985-)
瑞典皇家人文科學院院士(1975-)
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1987-)
丹麥皇家科學院外國院士(1980-)
歐洲學院創立院士
台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通訊研究員
●名譽學位:
香港中文大學名譽博士 (1998);
布拉格卡爾洛大學名譽博士 (1996);
倫敦大學亞非語言學院名譽院士 (1984);
斯德哥爾摩大學名譽博士 (1969);
●獎賞:
法國人文與政治學院所頒發的法國與台灣文化基金會的“法台文化交流”獎 (2011)
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年度翻譯大獎(2008):
九歌出版社所頒發的2002年度散文獎;
瑞典學院頒發的Kellgren獎 (2001);
瑞典學院頒發的瑞典國王獎(1984);
瑞典作家協會頒發的Elsa Thulin翻譯獎(1983);
瑞典皇家科學院翻譯獎(1981);
瑞典作家基金會的翻譯獎(1976).
●自述
在1940年代中期，我在瑞典烏普撒拉大學主修古典語文。當時我的人生目標是當個高中的拉丁文和希臘文的老師。我利用閑暇的時間閱讀中國哲學的著作，特別是道家經典《道德經》和《莊子》的譯文。當我讀《道德經》的英文，法文和德文三種譯本的時侯，發現那三種譯本的區別非常大。到了1946年的春天，我鼓起勇氣給著名的漢學家高本漢打個電話問我是否能去拜訪他。他親切地答應了。幾天之後，我向他請教究竟哪一種《道德經》的譯本是最好的，他回答說:「那些譯本都一樣糟糕。只有一種《道德經》的譯本是好的，那是我自己譯的。」于是他借給我他那時還沒有出版的手稿。一個星期之後，我把手稿還給高本漢時，他就問我為什麼不乾脆直接學中文。我當下就決定這麼做。1946年秋天，我告別了烏普撒拉大學，到斯德哥爾摩去跟高本漢學中文。
我很清楚地記得我跟高本漢教授上的頭一堂課。同學不多，一共只有六個人。高本漢給每一個學生分發一部《十三經注疏》的《左傳》文本。慢慢地，高本漢對文本的語法結構的解說，對字形的分析，以及對文本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闡述對我們這些學生而言，比任何古漢語教科書所能給我們的多得多。他在講課當中所選的文本多半是先秦作品，讀的特別多是《左傳》和《莊子》。偶爾他也會講授一些南北朝及唐宋時代的詩和文章。當我們詢問他為甚麼不讓我們讀些更近代的文本，高本漢選擇了晚明小說《好逑傳》!。高本漢也教我們他在擬構中古與上古漢語所使用的方法。這使得我們學生對古代漢語音韻學的理論的認識遠遠地超過我們使用現代漢語口語的能力。當我1948年夏天頭一次到中國的時侯，我甚至連一句中國話都說不出來，然而我卻能比較輕易地閱讀經典作品。我也能決定我所認識的漢字屬于哪一個《詩經》的韻類。
當我們學生向高本漢請教如何在研究上有所進步時，他對我們所提出的忠告是:「讀書!讀書!再讀書!」我後來也把這個忠告提供給我自己的學生。要獲得對文本的”感悟”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斷地讀。在開始的時侯，進度當然會很慢，而且你必需在辭典翻查許多字。但是不久之後，你就會抓到對文本的結構，韻律及風格的感覺。
1948年我獲得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獎學金到中國去進行研究。高本漢要我到四川去調查方言。他二十歲的時候，辛亥革命頭一年，到山西太原去調查中國北方的很多方言。他那時沒有機會到四川去，所以願意我到那兒去搞方言調查。我在四川呆的那兩年，1948到1950年，主要調查了重慶，成都，樂山和峨嵋四種方言。當時一般的研究方言的著作專門集中在語音系統方面。我考察四川方言的一個特點是我也研究四川普通話的語法。
我1950年冬天從中國回來之後，先整理我的四川方言資料考一個博士學位。以後在烏普撒拉大學講了一年的中文。1953到1955年我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當了中文講師。我那時主要致力於學習一般語言學。
在1956至1958年間。我擔任瑞典駐華大使館文化秘書。從學術方面來看，那三年的時間沒有甚麼收獲。但是我那時有機會跟一些大陸的作家和文人見面。1959年我任命為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的高級講師，兩年後任命為教授和中文系的系主任。我那時才有機會回到漢學研究工作。
古代的學者都認為《春秋》的作者用很特殊的寫法來表達所謂褒貶(Praise and
blame)。《公羊傳》和《榖梁傳》皆致力於確認及解釋《春秋經》的作者用來表達褒貶的術語和書法。兩傳使用問答體的表達方式。兩傳也采取嚴格公式化的文風以及很特殊的語法。此外，這兩傳也運用特定詞語來表示高度專門的意義。這些特徵使得那兩個文本比較難懂。我用好幾年的功夫把這兩傳的主要部分翻成英文，並且對這兩部書的特徵做了比較詳細的研究。
每一種語言有不同的方式表達情態(modality)。在很多語言中某一種方式能表達兩種不同的情態,必需性的情態(modality of
obligation)和可能性的情態(epistemic modality)。英語的情態動詞 might, may, could, can,
should ,ought to, would, will,
must可以用來表達那兩種情態。英語用不同的方法消除兩可的解釋。有的動詞和形容詞好像本身就能消除兩可的解釋:”You must know
it!”可能有兩種解釋，可是”You must learn it!”只能譯成「這你必需學習!」。”You must be
quiet!”的must表達必需性的情態，可是”You must be
mad!”表達可能性的情態。英語動詞的時態(tense)也常常具有區別兩種情態的作用。”He must have come
today.”只能譯成「他可能(肯定)是今天到的。」”He must be considering this
problem.”只能譯成「他肯定在考慮這個問題」。
在我的文章”關於古代漢語表達情態的幾種方式”(《中國語文》2，1982，109-118頁),我詳細地討論《左傳》中“其”字不同的作用和意義。我指出”其”字既能表達必需性的情態，又能表達可能性的情態。我也指出哪些語詞或者句型能起區別兩種情態的作用。「君其立之」中的”其”字表達必需性的情態。「不及百年，此其戎乎?」中的”其”字表達可能性的情態.
我翻譯《西遊記》的時侯，當然注意到文本中的語法和意義的特點。我發現這部小說的“可”字跟古代漢語“其”字一樣會起表達兩種情態的作用。這個題目我討論在我的”On
the modalities of obligation and epistemic necessity in the Xiyouji”,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1989, pages 505-518.
「徒弟，不可傷他性命!」中的”可”字表達必需性的情態。「你可認得你丈夫麼?」中的”可”字表達可能性的情態。
我早在1947年偶然開始把中國文學作品翻成我的母語。我記得我所翻譯的頭兩篇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和歐陽修的《秋聲賦》。我1965年，任命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以後，才開始大量地翻譯中國上古，中古，近代和當代文學作品。
據我看，一個翻譯家是兩個主人的奴隸。一個主人是他的讀者，另一個主人是他所翻譯的文本的作者。他必需對得起那兩個主人。一個翻譯家所面對的是一篇文本。他的義務是把那篇文本盡可能好地譯成另外一種語言，一般來說是他自己的母語。他甚麼都不能加，甚麼也不能刪掉。原文的作者是一個創造者，最理想的翻譯家是一個非常熟練的匠人。匠人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建築兩個文化之間的橋梁。
如果要我簡要地對自己的學術特色做一番平估的話，我會說我是一個博而不精的人(Jack-of-all-trades)。我的著作曾在許多不同的領域發表，包括方言學，語音學，歷史音韻學，現代漢語語法，早期白話語法，古代漢語語法，唐詩宋詞的格律，語意學，尤其是上古與近代漢語表達情態的方式。我對我研究中的某些成果還感到頗為滿意，如我對四川方言語法的研究，對《公羊傳》和《榖梁傳》的研究和對漢語表達情態的研究。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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