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sti
travesti
travesti
好工作不見了嗎?從工作機會變遷談青年就業困境
圖
2018年中,行政院宣告,國內勞動市場景氣回升、前景一片光榮,勞工平均薪資及實質總薪資都達近5萬元。然而,此數據一出,立刻引發民眾不滿,青年團體更發起「對不起,是我拉低了平均薪資!」的道歉活動,諷刺行政院公告的數據與現實的落差。大眾進而看到,以「平均」薪資來描述勞動市場現狀,將落入統計以「均質人」的概念來描述人類生活的問題,忽略人們之間的異質性。

事後,媒體試圖以中位數的概念,捕捉低薪者的樣貌:如果平均數與中位數差異擴大,表示高薪者對薪資平均數估計造成的偏誤程度。也有不少社會學、人口學及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將觀察的視角從平均薪資轉移至薪資的分配,關注個人或家戶長條件對薪資不平等的影響。

然而,這些以個人薪資樣貌而建構出來的勞動市場描述,忽略了人要找到高薪/好工作的前提,必須是勞動市場中存在足夠多的好工作機會。因此本文希望以「工作」取代個人薪資,建構工作機會分布指標,來描述台灣勞動市場的變遷樣貌。研究發現,台灣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分布的長期變遷趨勢是「好工作機會變少了」,而此種變遷將對新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產生負面影響,最後進而探討現今青年所面對的勞動市場困境。


過去四十年來,好工作不見了!

我以「人力資源調查」中的全職勞動者為分析對象,建構了1978年到2012年的工作機會分布兩極化指標。兩極化指標將介於1至-1之間,正值表示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個方向移動,中階的工作機會相對減少;負值則表示兩極化程度減少,工作機會往中階工作集中。

下圖的兩極化總指標(見圖中圓點)長期都落在0.1左右,表示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1978年的工作機會分布更兩極化,有大約10%的工作機會往高薪及低薪兩端移動。

若我們進一步區分好工作的兩極化指標(工作機會兩極化上指標,菱形)及壞工作的兩極化指標(工作機會兩極化下指標,三角形)則可能看到不同的變化趨勢。整體來說,過去40年來的工作機會變化是:

.低薪的工作機會比高薪的工作機會,變動得更厲害。

.高薪的工作機會,長期以來,都比低薪的工作機會減少得多。

.近年的勞動市場工作機會,呈現「高薪工作機會漸少,但低薪工作機會增加」的惡化狀態。


不同世代的大學畢業生,教育報酬率差很多

「高希均批年輕人領22K,賴政府不怪自己」(《蘋果即時新聞》2014年6月3日)

「台灣沒有所謂的世代正義,像我們這樣的七、八年級生,只是上一世代的免洗筷」(《報橘》2015年12月23日)

「世代正義」是每每談論青年就業困境或勞動市場議題時的關鍵字。年長世代的人,將年輕人貼上「草莓族」標籤,直指其不願意吃苦、對工作沒有熱情,生活只想著「小確幸」;而年輕世代則以「時代不同了」作為反擊,認為年長世代乘著經濟起飛的浪頭,成就了現在的社會位置,年輕世代則面對惡化的勞動市場,就算有能力也難以找到好的工作。

以上年長世代及年輕世代的觀點,分別代表了社會學的「個人微觀」及「結構宏觀」的不同視角。年長世代強調個人的不利位置是因為個人條件不足所致,年輕世代就是一群「崩壞的世代」;年輕世代則認為環境變遷決定了年輕人的不利位置,是因為「世代的崩壞」造成他們的困境。兩者對立的觀點造成世代之間難以對話。接下來我將提供一些實證分析的結果,討論勞動市場結構變遷對不同世代勞動者的影響,為年輕世代的不滿提供部分實證基礎。

過去針對青年就業的相關研究,多以年齡來界定青年勞動者的身分,將年滿15歲且30歲以下的勞動者視為青年勞動者,然而,年輕世代因教育擴張延長了留在學校的時間,降低了15歲到24歲的青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採用年齡劃分可能會忽略世代之間人口教育組成差異。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中,將青年就業的概念轉為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分析樣本為「人力資源調查」之中最高教育程度畢業後5年內的新進全職勞動者。

下圖呈現不同時間進入勞動市場新進勞動者的高等教育報酬。此圖顯示,在1978年到198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擁有大學學歷能夠為他們增加30%的薪資,但這種大學學歷的優勢,隨著時代而下降,2008年至201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新進勞動者,他們的高等教育報酬僅剩17%,下降了13個百分點,高達近4成的降幅。

轉換成具體薪資來看,2009年的「擴大就業方案」產生的定錨效果,讓大學畢業生的薪資集中在22K,若我們假定2008年到201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生薪資為22K,則同期進入勞動市場的高中職畢業生薪資為18,800元(22,000/1.17);若進一步假定高中職畢業生的薪資相同,在1978年到1982年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薪資則約有24,400元,比2008年後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高出2,400元。


兩極化的工作機會變化,只有高教育程度勞動者受惠

過去解釋教育報酬變化的論述,主要從勞動市場的供需結構切入。高等教育擴張改變了勞動市場中教育人力供給的結構,高教育勞動力供給大幅增加,將導致高等教育報酬下降;科技發展帶來的產業升級,增加勞動市場對高教育勞動者的需求,因而促成高等教育報酬提升,這兩個相左的力量相互競逐的結果,直接影響了高等教育報酬的變化。

然而,單純的供需視角,忽略了勞動市場的工作機會分布的重要性。下圖是「教育報酬的機制」,它表達了兩個面向的資訊:

.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從事好壞工作的機會,因教育擴張程度及科技發展速度而改變其分布。例如高等教育擴張可能讓國中及國中以下教育程度的人,更集中在低薪/壞工作的區域;而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擁有好壞工作機會的差異擴大。

.但市場中的好壞工作機會並非一半一半。當整體產業升級、高薪工作增加時,勞動者較容易在勞動市場中找到好工作,此時工作機會的虛線,往左偏移,也就是落入高薪/好工作的機會增加了;如果勞動市場條件惡化、壞工作充斥整個勞動市場時,會讓即使擁有高技術的勞動者都無法找到好的工作,此時虛線會往右偏移,落入低薪/壞工作的機會增加了。

因此,勞動市場的供需結構及工作機會分布,都是形塑勞動市場結構的重要因素,且對不同條件勞動者的教育報酬產生影響。

高等教育擴張降低了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但同時可減緩低技術勞動者的劣勢;再者,科技技術發展提升高技術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卻也讓低技術勞動者薪資降低,擴大了教育的薪資不平等。從工作機會分布的影響來看,無論是高薪工作或低薪工作增加,都對於低教育勞動者有負向衝擊,而且都只提升了高教育勞動者的教育報酬;就算是高薪工作機會增加帶來的好處,也只有高教育程度勞動者受惠,因為低教育勞動者要進入「好工作」仍有極高的門檻及限制。反倒是中間工作消失讓低階勞動者失去向上流動的管道,只能被迫留在低薪的工作,能夠從高薪工作機會增加的紅利中獲益的,是原本就占有優勢的高教育勞動者。


年輕世代勞動者面對的是工作機會惡化的世界

透過這些分析結果,可以部分理解,為何年輕世代勞動者對於政府公告的平均薪資「高標」不滿。除了對勞動市場樣貌的描述工具(平均薪資)的反省之外,從工作機會來看,年輕世代勞動者面對的是高薪/好工作機會下降、低薪/壞工作機會增加的勞動市場;同時間科技技術發展速度,趕不上高等教育擴張的速度,讓他們即使接受高等教育,都無法為他們帶來更好的教育報酬,反而面對更大的競爭壓力。整體勞動市場結構變遷,確實對不同世代的勞動者提供了不同的機會條件,期望此數據能夠提供「世代共好」的理解基礎。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資料來源: 獨立評論/ 報導日期: 2019-12-12 點閱人次: 37人
上一筆
下一筆
上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