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sti
travesti
travesti
《台灣翻譯史》導論:翻譯之島(上)
台灣與翻譯自始就難以分割。台灣初登世界舞台,就是在大航海時代,島名“福爾摩沙”即為歐洲語言的音譯。台灣歷史以移民和殖民為主軸,每一次不同民族的接觸自然都有翻譯活動。但早期與歐洲文化的交流,可供研究的翻譯文本有限;清治時期的翻譯活動以原漢通譯和傳教士的翻譯為主,與清帝國其他邊陲地區差異不大。日治以降,日本既為東亞最早接受歐洲文化的重鎮,台灣也不能自外於亞洲的現代化浪潮,翻譯局勢大開,因此本論文集的起始點也就是日治初期。

台灣與中國同受日本西化影響,但中、日又自古同文,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格外複雜,也反映在種種的翻譯活動上。二戰後台灣易主,戰後來台主政的中華民國反共親美,美國遂成為主導戰後台灣文化的一大外力,而日文勢力仍在,美、日、中遂成為形塑台灣文化的三大力量。本論文集所收錄的論文大致按照時序排列,因此前八篇都觸及中、日、台三方的糾葛;後四篇則聚焦在中、美、台三方的關係。

本文分為五節,第一節先略述台灣的翻譯史研究進展,第二節描述翻譯研究範式的轉移,第三節介紹本論文集收錄各篇論文,第四節討論文化系統間的碰撞與協商,包括台灣與中國、日本、美國、東亞的關係,第五節為小結。

一、台灣的翻譯史研究

雖然不同族群接觸就必然有翻譯活動,但翻譯研究在台灣卻是新興領域,台灣翻譯史的研究更是起步未久。 1988年台灣第一個翻譯研究所成立於輔大(現已改名為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在翻譯學科的建置上意義重大,至今全台已有八個翻譯所,包括一個博士班。由於大學部和碩士班的課程大多以實務訓練為主,多數學校並未開設翻譯史課程,僅有輔大、師大有開設“中國翻譯史”、“西方翻譯史”、“譯史與譯論”、“台灣日治時期翻譯專題研究”(2013-2015)等課程,但直到2017年師大翻譯所才開設了第一個“台灣翻譯史”課程。由於台灣翻譯史與中國翻譯史雖有重疊之處,但並非一脈相承,百年來台灣獨特的殖民經驗、語言接觸史、社會、歷史、政治背景皆與中國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宜有獨立開設課程的必要,也因此《台灣翻譯史論文集》的出版在教學、研究上都有其重要性與迫切性。尤其是近年中國出版的近現代翻譯史,往往以晚清、五四、三O年代文學、抗戰期間、中共建國後十七年、文革後分期,最末再另闢一章“台港翻譯文學”或“台港與海外翻譯文學”,形成完全以中國為主體的敘述脈絡。儘管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的確千絲萬縷,但也宜有以台灣為主體的翻譯史,以正視聽[1]。

由於台灣的翻譯系所以教授中英翻譯為主,與英文系(外文系)的關係密切,尤其在政治上長期親美的關係,外國文學研究以美國研究最盛;所以翻譯所的譯史研究也以英美翻譯為早。 1991年,余玉照的〈美國文學在台灣:一項書目研究〉開始整理美國文學的翻譯書目;1994年,輔大翻譯所的四位碩士生在康士林教授的指導之下,陸續完成四本與台灣翻譯史相關的碩士論文,初步觸及台灣戰後的翻譯史,包括美國詩、美國小說、英國小說及英美戲劇,可說是台灣翻譯史研究的開端。此後各翻譯所也陸續有論文處理個別作品、個別作者的翻譯史,或其他語言方向、文類的翻譯史等。

但也因為翻譯系所與英美文學系關係較為密切,日治時期的翻譯研究者向來多為台灣文學研究者,如黃美娥、柳書琴、許俊雅、王惠珍等,而較少翻譯學者參與。語言能力的限制也是原因之一:研究日治時期文本勢必需要日文能力,因此能處理日治時期的翻譯研究者較少。

2012年出現了跨領域合作的契機。輔大是少數有日文組的翻譯研究所,該所所長楊承淑正是日語翻譯學者。她在2012年參與了香港中文大學王宏志主持的“翻譯與亞洲殖民管治”國際研究計畫,主持“翻譯與台灣殖民管治”子計畫,翻譯學界開始與台灣文學研究者、歷史學者對話。從2012年到2015年,楊承淑組織了日治時期譯者研究讀書會(2014-2015年該讀書會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2013年六月,“譯者與譯史研究”工作坊在國家教育研究院舉辦;同年九月,台灣翻譯學學會主辦了“譯史中的譯者”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並出版專號,十篇與會論文收錄於2014年六月出版的《翻譯學研究集刊》第十七輯;2015年,日治時期譯者研究讀書會的成果以日文結集出版,即《日本統治期台灣における?者及び“翻?”活動?植民地統治と言語文化の錯綜?系》(台灣日治時期的譯者與譯事活動──殖民統治與語言文化的錯綜交匯現象),由台大出版中心發行。本論文選集作者中的楊承淑、橫路啟子、陳宏淑、藍適齊均為該讀書會成員,賴慈芸、張綺容也都在讀書會中做過專題報告;台灣翻譯史研究學群逐漸成形。

2017年適逢解嚴三十週年,台灣翻譯學學會和師大翻譯所合辦了“譯者的正義:解碼、解嚴、解密、解放”國際學術研討會,並製作影片向鬍子丹、方振淵兩位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譯界前輩致敬,同時舉辦“戒嚴下的翻譯:禁書與偽譯”書展。當天最後一場論壇“翻譯與歷史的對話:建構台灣翻譯史”由陳宏淑主持,論壇的內容也刊登在《編譯論叢》第十卷第二期(2017年9月)。參與討論的講者包括楊承淑、橫路啟子、王惠珍、藍適齊、王梅香等,六位學者中包括翻譯研究學者、台灣文學研究者、歷史學者和社會學者,充分展現了台灣翻譯史的跨領域特性;這六位學者的論文也都收在本論文集中。我們希望這本《台灣翻譯史論文集》,能讓更多讀者接觸各領域學者在台灣翻譯史上的努力。

二、從對等、描述到跨領域:翻譯研究的進展

翻譯雖是古老的行業,但傳統的翻譯論述多為譯者個人的心得,也不脫“對等”(equivalence) 範疇,即探討譯文應該如何才能與原文對等。嚴復所提的“信、達、雅”,林語堂的“忠實、通順、美”,思果的“信、達、貼”,也都是以信(忠實)為首。這樣的觀點一方面置譯文地位在原文之下,置譯者在作者之下;亦使得翻譯與外文的學習難以脫勾。 1972年,荷蘭學者霍姆斯(James Holmes)發表了著名的“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譯研究的名與實)一文,常常被視為翻譯研究的起點。自此之後,百家爭鳴,有針對傳統對等範式的改革,如“動態對等”、“功能論”和“目的論”,強調譯文的效果重於與原文對等;也有完全與對等範式決裂的新範式,主張把已經存在的翻譯視為社會現象加以描述,研究其間的權力關係,而不再以某種標準判定譯文高下,以改進譯文、指導未來譯文為目的(從這點可以看出動態對等、功能論、目的論都還是對等範式的延伸,沒有完全放棄指導原則)。操縱理論、多元系統理論、翻譯規範、贊助者研究紛紛出現。但一直到1995年,“描述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這個新的研究範式由以色列翻譯學者圖裡(Gideon Toury)命名之後,翻譯研究才能說是正式脫離語言學科的範疇,成為獨立的學門。

雖然社會大眾及許多不熟悉翻譯研究領域的人,包括許多譯者、編輯、客戶、批評者、讀者在內,至今仍或多或少相信“翻譯即對等”,仍高舉“信達雅”作為譯文追求的目標,或是批評譯文是否“忠實”於原文、風格是否悖離原作等等,但其實歷經上一世紀的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風潮洗禮之後,“語言文字無法表達穩定的意義”已成思想界共識。既然原文沒有穩定的意義,甚至在電子時代??,文本都不穩定了,追求譯文的“對等”自然也成虛妄。德國學者古特(Ernst-August Gutt)在1991年宣稱“對等是一種假象”,澳洲學者皮姆(Anthony Pym)在1992年宣稱“對等是一種信仰結構”,都與圖裡的想法呼應:什麼是(好的)翻譯,由當時當地的使用者決定,沒有恆定而普世的標準。

因此,“追求對等”固然仍是語言訓練課程與翻譯客戶的普遍要求,但學術上的翻譯研究已越來越少問“應該如何翻譯”、“如何更像原文”這類指導性的、技術性的問題,轉而問“為什麼在這個時代會出現這種翻譯”、“這個時代/社會共同接受的翻譯規範是什麼”、“哪些力量造成了這些翻譯的出現(或不能出現)”、“譯者如何操縱譯文及原因”等,也因此開啟了贊助者的研究、譯者身份認同研究、操縱研究、翻譯規範與文化系統權力關係的研究等,而這些都是翻譯史要研究的問題。

翻譯涉及復雜的權力互動、文化認同、文化模仿及變形等等,所以翻譯從來就是政治問題。中國自古以來輕視翻譯,即因中國是文化中心,周邊文化皆須向中國學習;日本向來重視翻譯,因為日本相對於中國是邊陲。美國現在是世界文化輸出大國,自然也不會太重視翻譯研究,重要的翻譯學者往往出身以色列、荷蘭、印度等多元而較邊陲的地區。中國現代翻譯史也可以用以色列翻譯學者伊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統理論解釋:若目標語系統強勢,則翻譯規範偏向意譯,如晚清的文言翻譯;若目標語系統位於邊陲,或面臨文化斷裂危機,就會奉行直譯,如1930年代魯迅主張的“寧信而不順”。以今日中文和英文的權力位置來看,翻譯批評者對於英文譯中文時要求亦步亦趨,中文譯英文時卻容許大幅刪改,只求能符合英文讀者喜好,語言權力和翻譯規範的關係仍處處可見。而台灣在戒嚴期間美國文學獨大,幾無俄國文學新譯(坊間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幾乎都是中國戰前舊譯或日譯本轉譯);反觀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美國文學翻譯都只能“內部參考”,中國譯協領導都是俄文翻譯;這些趨勢當然無關文學價值品味,而主要是政治的關係。

至於翻譯史該怎麼寫?是按照時間順序,羅列在某地或某段時期內出現了哪些譯者和譯作?也就是什麼時候、誰、從什麼語言、翻譯了什麼?然後呢?是否要描述這些譯作的來源文本、並且(依據對等原則)評價譯作?這類的翻譯史隱含的價值觀似乎是越多越好(有些研究者還會嘆惋哪一個重要作家的作品還沒翻譯完全,或呼籲翻譯更多哪一類的作品),以及越準確越好(後出的譯本理應錯誤越來越少,越來越接近原文等等)。但這樣的價值觀又回到對等翻譯的老路,還是以原文為尊。

如何與對等範式劃清界線,寫出描述翻譯研究的翻譯史?答案可能是,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史書寫。 1994年,研究美洲原住民語言的學者Frances Karttunen 寫了一本Between Worlds: Interpreters, Guides, Survivors,記錄了十六位歐洲征服美洲原住民過程中的譯者故事,包括墨西哥的La Malinche[2] ;以及美洲原住民Sacagawea[3]。以口譯員/倖存者的角度來探討這些民族接觸史的問題,相當有啟發性,台灣清治時期的原漢翻譯、以及日治時期由原住民女性擔任的“藩通”,都與此書案例頗有類似之處。 1995年,國際譯聯(FIT: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 )出版了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一書,為該組織內翻譯史委員會執行多年的計畫,英法版本同步發行,以主題的方式敘述歷史上世界各地著名譯者的貢獻,包括中國的玄奘與嚴復。這本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的宣示意義大於學術意義,目的在彰顯譯者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貢獻。

學術上的研究方法,則由皮姆第一個提出。他在1998年的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一書中,提出翻譯史研究的四項原則:

翻譯史研究應解釋為何某些翻譯出現在特定的時間地點,也就是應該要解釋其社會成因。
翻譯史研究的對像不是翻譯文本、情境脈絡或語言特徵,而是唯一能構成社會成因的譯者本人,以及譯者周遭的其他人士(如客戶、贊助者、讀者),才能讓我們瞭解究竟翻譯為何出現在這個時間地點。
承上,翻譯史研究便應以譯者居住及生活的大環境為中心,也就是目標語文化,而非來源語文化。
我們之所以要寫翻譯史,是為了表達、討論或解決實際的問題。
皮姆也提到,翻譯史當然要釐清“什麼時候、誰、從什麼語言、翻譯了什麼、為了誰”這些他所謂的“考古研究”,但更重要的還在於史料的解釋: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翻譯(或不翻譯)什麼?為什麼是這些人來翻譯?翻譯(或不翻譯)實際的影響是什麼?是創新還是保守?

這本選集就是秉持著這樣的出發點。雖然每位作者的研究領域不同,遵循的研究範式也不盡相同,但每一篇論文都在回答皮姆提出的問題。 (待續)

 
資料來源: 想想/ 報導日期: 2019-09-19 點閱人次: 56人
上一筆
下一筆
上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