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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輝誠VS.葉國威(二之一) 那一路走來的美好

【張輝誠、葉國威】出身該列入高風險家庭
張輝誠:
我和國威是大學同學,都是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八五級(師大區別前後屆學生的特殊排序,意指民國八十五年畢業),他是甲班,來自香港,僑生;我是丙班,來自雲林鄉下,土包子一個。我們後來都成為中學老師,開始寫作,成為作家,見識不高不低、成就不上不下、胸懷不大不小。
師大、教書、寫作和收藏,這四組關鍵字,幾乎涵括我們主要生活,很單純,也很奇妙的前半生。
現在回頭想想,我出身的家庭,應該要列入高風險家庭。
我的父親是1949年撤退來台的老兵,阿母則是不識字農婦,心智年齡約莫七八歲。父親退役後,成為板模工人,白天經常不在家,我讀小學時,假日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外遊蕩。當時我確實做了不少壞事,偷過東西、盜錢、挪用公款、離家出走,不一而足,國中時更是莫名其妙被整(腳踏車長期被刺破,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是誰,什麼原因?),讀高中時也莫名其妙被恐怖學長狠打兩次(我的兩位同寢室友更慘,被打到轉學),我的內心充滿壓抑和憤怒,物質嚴重欠缺,但我後來並沒有像與我家境類似的父親同鄉友人,他的小孩吸毒又涉賭,混入幫派。
小說家張經宏有一回對我說:「輝誠,你是祖先護佑的小孩。」經宏這樣說的時候,我心頭微微一震,很是感動。我這才想起,我們家四個小孩都沒有變壞,主因應該和我父親有關。我的父親對我有很大影響,一方面他謹言慎行、刻苦耐勞、堅強勇敢、孝順尊上、對妻子不離不棄,另一方面他又對小孩非常嚴厲,若是我們行為有大差錯,他會毫不留情嚴厲斥責,偶爾也會體罰。我長大之後,才能逐漸體會他,他在工地上疲於奔命賺錢,哪有時間和能力來對小孩進行愛的教育,他只能選擇斥責和體罰來教我記住人生的規範,差之毫釐,將來失之千里,責罰和體罰都有很深的期許與愛。
1949年一場戰亂下來,我的父親離開了家鄉江西黎川,獨身一人,無親無故,一個人在台灣掙扎求生,他年輕時經歷過我爺爺經商致富的風光、也經歷大哥虧損家產、家道中落,後來又因戰亂遷徙台灣,好不容易組成家庭,有了自己的妻子和四個小孩。父親一人在台,淪為社會最底層的工人階級,但他知道,他的小孩絕不能再重蹈覆轍他過去的命運,他清楚知道,要改變下一代的命運,只能依靠教育,這或許也是他那麼注重我教養的主因。我小時候,父親便經常大量轉述孔子的名言錦句來惕勵我(雖然很多是張冠李戴)、講古典小說給我聽、教我許多人生道理。
那時父親希望我將來能當老師、拿博士,所以我讀書讀累時,總在課本或考卷上一遍又一遍寫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士、碩士、博士。我一點也不知道台灣師範大學長什麼樣,但這幾個字,確實讓我在最孤單的時刻覺得有希望。
葉國威:
我和輝誠的故事有些相似之處,父母都是社會底層的人物。
我出生在中國大陸,廣東省「東莞」是我的故鄉。父母親都是工人階級,沒有任何家學淵源。父親在鎮上唯一一所照相館工作,母親則在醫院當護士。我排行第二,當時實行一胎化政策,母親懷我時曾被要求人工流產,但我的父母堅決不肯,堅持要把我生下,於是領導百般刁難,讓懷著五、六個月身孕的母親還必須騎腳踏車到鄉村的衛生所幫忙。有一天,母親值夜班,全院病床住滿,到了午夜還忙得不可開交,一陣疼痛,才剛滿七個月孕期的我,便迫不及待的要來到這個世界。
父母親想給我們有良好的教育環境,決定申請到香港與祖母團聚。當時父親和大哥先成功申請到香港,後來我和母親也提出申請,可是政策突然收緊,我們只好先申請到澳門,再想辦法偷渡到香港。第一次坐小艇偷渡香港,不幸被抓獲,又遣返澳門,第二次歷經危急,竟有驚無險平安到了香港,後來遇上政府特赦,終於拿到香港的居留身分。
我們一家四口擠住在四戶人家的唐樓(公寓),房間只有四坪大,到了香港才知道居大不易,沒有當初想像的美好生活,父母親不能重操舊業,只能長時間在工廠出賣勞力工作賺取生活,根本沒有時間管我們,上學交友,功課學業,我們全靠自己。
不過我深信天生的性格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我從小熱愛中國文化,愛聽戲曲,更想學習琴、棋、書、畫,雖然沒有經濟條件學才藝,但有興趣,我都能設法自學。像小學三年級美勞課上,在馬鈴薯上刻了自己的名字,就成了印章,從此迷上篆刻,經常到市政局的圖書館去查篆體字,自學刻印。先用橡皮擦刻、繼而用積木,最後因同學回福建,請他代買青田、壽山石來刻印。高中畢業,還刻了幾方姓名印送給老師。如今重看印蛻,全無章法,實在幼稚可笑,但這些過渡,都成了大學修習篆刻的基礎。
進入國中,是我人生重要轉捩點。我的學校名叫「伯特利中學」,1922年創辦於上海,1950年在香港復校,「伯特利」在《聖經》中解釋為「天門」,可想而知是一所教會的學校。後來我主修一科「聖經」,受洗成為教徒,甚至有機會報考台灣的學校,全得感謝這所學校。
我高中畢業時,香港只有三所大學,非常難考,當時台大畢業的英文老師建議我嘗試報考台灣的大學。我問她要填哪幾所大學,張老師就說填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和政治大學,方便她來台北看我。就這樣報名考試,幸運分發第一志願的中文系,以及第二選擇的台灣師範大學。
那年代師大代表著希望與榮耀
張輝誠:
國威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師大,在我們那個年代,是台灣頂尖一流的大學。
當時師大,全部公費,學生讀書不但學雜費全免,每月還有零用金三千多元,一畢業還能分發,擔任正式老師。對我而言,或者對絕大多數和我一樣貧窮的同學而言,師大都代表著希望與榮耀。因此,吸引一群頂尖而優秀的「窮困」學生就讀,也就不讓人意外了。
我高中畢業後,因緣際會以資賦優異保送師大,一路從大學讀到博士,一晃眼畢業也好多年了。如今我仍時常懷念在師大讀書的日子,那個仍舊公費的時代,一大批中南部貧窮學生聚集在師大念書的日子。我們同學有好多是讀不起大學的家庭,就算勉強可以進大學,也必定要靠不斷兼差來養活自己,無法專心讀書。但是因為在師大,我們可以極其安心地享受大學生活,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讀書,可以繼續保有最單純的心靈而不受汙染,可以畢業後就能分發教職而馬上回過頭來養家,可以為貧窮而弱勢的父母贏得一些社會的敬重與尊意。
前輩書信裡的身教
葉國威:
當時我來師大讀書,是一個人,背一張棉被、一個枕頭和幾件衣服就飛來台灣了。
我們兩個不同班,我已經記不得當初如何結識,不知道輝誠你還記得嗎?我只記得收到老師們寄贈書法時,我就會拿去和你分享,你從不認為我在炫耀,永遠都如自己獲得般歡喜。
我不是資優生,讀大學時,生活除了讀書,就是打工謀生,可說胸無大志。不過讀書確定使我成長不少,國文系上的老師對我影響深遠,對古典文學的閱讀與理解,詩詞歌賦的浸潤,也成為了我日後寫作的重要資源。
除本科外,我還到美術系選修三門課,兩門是王北岳老師的書法和篆刻課,王老師人很好,我在他的課堂上學到很多課本外的知識,上課時除了理論,還有他的收藏品可以摩挲,收藏眼界漸漸打開。後來我自己也開始收集一些書畫器物,這都是受到王老師影響。收藏,是知識的累積,與古物相遇,須憑藉各種知識方能判斷有據,因此廣泛閱讀尤其不可或缺。此外,我也常藉機向前輩學人請教,虛心學習,因為老輩個性寬厚之故,後來我和他們成為筆友或忘年之交。
輝誠你不是曾經寫過一章小說,把我放在文本裡面嗎?
你小說中提到的呂佛庭老師就是其中之一。起因是我曾冒昧聯絡古琴名家管平湖在北京的學生王迪,後來得知呂老也曾是管平湖的學生,當時我在香港買了一張管平湖的古琴演奏CD寄給呂老,他因六十多年未見恩師,一時感觸,特地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還寄給我一份。自此我們便常魚雁往返。有一次我到台中探望他,吃過午飯後回到呂老住處,他領我先在客房,說稍作休息後再談,沒想到過了一會,他老人家怕我口渴,又拿了一瓶飲料回來給我。我們吃過晚飯後,我要回台北,他又親自送我到客運站,不讓我先下車,反而叫照顧他的陳大哥親自去買車票給我,然後又親自下車,目送我坐上客運。那年呂老已經88歲,他做這些事,我非常非常感動,這是老輩對待晚輩的風範與溫暖,深烙在我心中,深深影響我日後的待人處事。
國文系汪中老師曾勉勵我,說我應該要繼續讀書,至少念個研究所。其實我也曾動念,可是當時教書工作實在太忙,現實的考量是不允許的。過了幾年,我和同事幼蓮在閒聊的時候,說我是否應該去念個研究所,但是當時我又正為俞平伯所寫的詩卷到處向當代學人求賜題跋,書信一來一往,忙得很。這事她知道,所以她沒有接話鼓勵我,反說我不如多花些時間去和前輩學人通信,比較實際。經過她一說,我好像明白了什麼,便打消了這個念頭。
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了,許多和我書信往返的學人大多已經凋零,存留在我資料夾中的一封封回信,確實比一紙研究所的文憑更加可貴,而他們的風範也永存我心。
如周策縱老師,他是?弦先生的老師,是研究《紅樓夢》和五四運動的專家,我和他在台北曾相處過一段時間,他回美國後我們也常常通信,後因俞平伯詩卷我們的話題又更多了。湯晏《一代才子錢鍾書》出版,周老師還特別來信告訴我應該買回來一讀,因為裡面有俞平伯的幾件小事。2005年我和周老師相識滿十年,我曾寫信請他為我賜書「無邪堂」堂號以為紀念,我那時還不知道周老師已經罹患老人失智。不久,周老師把寫好的堂號及一封信寄我,信寫得工工整整,依舊稱我老弟,自稱小兄。一日夏志清老師忽然來信告訴我周老師患病了,我即寫了一封信寄去,回信的確是周師母吳南華女士,我打電話去棄園,周師母接起電話,詳細告訴我周老師病況,還有師母整理周老師案頭,把幾件書法及信寄來給我。收到信時,拆開一看,竟是周老師早前為我寫的堂號和信,原來周老師當時寫了兩張,選了一張寄我,至於那一封信,也就只寫錯了一個字,周老師卻又再重謄了一封寄我。我是晚輩,塗了改了又有何關係?然他不以我為小輩而見棄,就像他一輩子做學問,嚴嚴謹謹,永不馬虎,那一年周老師90歲。
曾任考試院院長的孔德成老師,當年高齡82歲,他題寫我託他老人家寫的俞平伯詩卷跋文時,並沒有隨便寫幾句話就交代過去,孔老師特別翻看了俞平伯的文章,先寫下草稿,生怕自己年紀大寫漏了寫錯了,故預先在宣紙打上隱形格子,並在格子右下方用鉛筆寫上小小的字,再以毛筆工楷書寫。這些前輩學人都是有學問有地位更是上了年紀的,他們做事尚且能如此謹慎不苟,這不就是身教,不就是我們要努力追求的嗎?
張輝誠:
國威,我已經忘了當初我們如何結識。我只記得,有一回,你邀我到你的寢室,欣賞你新得的回信和書法,我印象中是李猶先生,當時我也不知他是誰,只聽得你如何興奮解說,那裡頭有一種極特殊的熱情與歡喜,你是這樣善於表達熱情和分享喜悅的人。我印象深刻的還有,當時你收藏不少書,書架上和椅子後都擺滿了各種收藏的書。
國威或許知道,當時在師大國文系,資優生和一般生不同之處只在於,有一位指導教授專司指導學術研究。當時絕大部分的資優生都選「現代文學組」,我莫名其妙反骨,刻意選擇與眾不同的「經學組」,便跟著研究《左傳》的劉正浩老師一起研究了四年經學。
劉老師的研究方式是古文經路數,重視資料的考證與編排,我當時心性野,很快就知道這條路並不適合我,在經學研究之途,很快產生了無力感。還沒遇到延續今文經傳統的毓老師之前,我其實不太懂這裡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經學研究並沒有生命力。──我是很後來才在毓老師那裡感受到經學源源不絕的生命力,因此寫了一本書,《毓老真精神》,表達我內心的震撼與感動。
(上)

 
資料來源: 聯合報/D3版/聯合副刊 報導日期: 2019-09-02 點閱人次: 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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