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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宜芳專欄】皇冠的文化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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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看到平鑫濤先生過世的新聞,有一點小傷感。雖然在出版界一些年,卻從未有機緣見過他和瓊瑤女士,但曾經,他創辦的《皇冠》雜誌不折不扣是母親年輕時最重要的精神食糧,也是我自小學三年級偷偷摸摸開始閱讀的文化啟蒙。

媽媽的文化優越感

媽媽的學歷不高,卻寫得一筆秀麗鋼筆字,每天晚上睡前必定閱讀一、兩個小時。讀什麼呢?每個月她在書局買的《皇冠》,厚厚一大本,每天一點一點慢慢讀,非常珍視,看完一遍重頭再來。

在南部小鎮,左鄰右舍同年紀的太太們,像她這樣,不愛串門子說東西家長短、對做手工藝毫無興趣,做完一天家事後只愛躲在房間讀雜誌的女人絕無僅有。也難怪,漸漸懂事後,偶而會感受到媽媽有一點點微妙的「文化優越感」,那種「我和隔壁其他阿桑不一樣」、「文化水平就是好一點」的小驕傲。

媽媽當年一定很寂寞吧!民國四十幾年,周圍大多數人都是相親結婚,她與父親卻是愛情長跑七年後才結成婚,卻在婚後兩年就守寡,帶著一女一兒依靠大家庭居住。物質生活是拮据的,精神生活更是淒冷,能安慰她的娘家親戚都住在北部,《皇冠》成為她和外在世界連接的唯一窗口。當然,皇冠對她最大吸引力是瓊瑤的連載小說,《窗外》、《幾度夕陽紅》、《庭院深深》和《煙雨濛濛》更是看了又看,連帶著瓊瑤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和電影,沒有錯過任何一部。

為什麼會這麼清楚呢?當然是因為從小學三年級、認得的字愈來愈多開始,我就偷偷從她的櫃子裡一本一本把過期的《皇冠》從頭看到尾啊。此時想來,那時應該有點「早慧」,不然怎麼會小學四年級就被《幾度夕陽紅》和《庭院深深》感動得垂淚不已,哭到大人以為我被同學欺負了呢。瓊瑤之外,沒有《皇冠》,不會讀到張愛玲、司馬中原、朱西寧、陳若曦、於梨華、三毛以及後來影響甚大的余光中。記憶中,余光中在《皇冠》刊登過不少作品,有詩歌、散文,更介紹精彩的西洋音樂和文學,鮑勃.狄倫(Bob Dylan)與瓊.拜茲(Joan Baez)和美國民歌運動,全都是透過余光中吸收的養分。

媽媽從一個北部小姐嫁到南部小鎮,愈到晚年更愈以南部人自我定位。但從她鼓勵我在高中聯考時,不考高雄女中和台南女中,而希望「千里迢迢」越區考北一女中來看,她心中對台北始終懷有文化夢想,或說有一個未能完成的「文藝少女」夢。

一路散播「毒素」的高中導師

偏偏就這樣湊巧,北上就讀一女中的第一年,我租住的宿舍就在廈門街,離余光中台北住家只隔兩條巷子。當時在文學出版頗具知名度的出版社洪範書店,更只距離五百公尺遠,做為一個「準文藝少女」,當然常常去洪範買七折的便宜叢書,或偶爾特意經過余光中家門口,彷彿看看圍牆內那株大樹,就更親近大作家一些。

說到文化啟蒙,又怎能忘記高中導師鍾毓田老師呢!?他是屏東人,師大國文系畢業,熱愛古典音樂,即使當時仍有警備總部和所謂禁書這回事,他仍偷偷開啟並灌輸我們讀魯迅、周作人,用詼諧不經意的口吻說起李敖和柏楊;然後在我們國文考試成績達到他的標準之時,送我們一卷又一卷他想方設法拷貝下來的《黃河大合唱》和《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以及國外知名交響樂團錄製的蕭邦和貝多芬……。北一女中離警備總部不大遠啊,但他似乎從來沒有害怕過,幸好平平安安一路散播「毒素」到退休。

也許我特別駑鈍或政治不敏感,過了五十歲之後,有一天突然恍悟,我所有的文化啟蒙、養成,喜歡的老一代作家,全部都是外省籍。從小在《皇冠》讀到的「思鄉文學」和「留學生文學」讓我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期,不由自主向另一邊傾斜。我當然也喜歡黃春明、鍾理和等台籍老作家,但閱讀的比重真的太少了。

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之間,各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近年隨著台灣的選舉熱潮,不時縈繞心頭。身為四年級或五年級生的台灣人,不少人應該是到了西湖畔旅遊時會想起蘇東坡;每年到了五四會想起蔡元培、胡適,到了六四會想起侯德健的《龍的傳人》或《血染的風采》;當然,我們之中更有許多人成為台商、台幹,享受到中國改革開放的甜美果實。

文化與政治認同的分裂

但同樣的,我們也曾在二、三十歲時,熱血沸騰地跟著台灣走過戒嚴、黨禁、報禁開放的民主歷程,即使再喜愛、熟悉中華文化,對於民主自由、言論自由,百分之百信仰,對於極權專制,百分之百厭惡。我們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似乎無可避免的,愈來愈面臨著分裂的選擇。但,換個角度,何必煩惱呢,看看身邊的下一代,似乎一點文化包袱也沒有呢。

 
資料來源: 新新聞/ 報導日期: 2019-07-24 點閱人次: 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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