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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台灣攝影:《凝視時代》選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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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四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廷戰敗,隔年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從此開始五十年日本統治台灣的時期。領台之初,掃蕩抗日義勇軍和制定理蕃政策成為當務之急。從統治初期到「始政」(開始治理政治)的三十年間,基本上日本對台灣採取懷柔開放的態度,尤其是日本在大正年間(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因接受近代文明的洗禮而突飛猛進,台灣也蒙受其惠。

從政經社會層面來看,「攝影術」在日治時期對台灣攝影的影響,具有多方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攝影藝術的演進。其中,商業寫真館在台灣攝影的發展中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透過鏡像的語彙(如燈光技巧、服飾、佈景、拍攝風格等)開啟民風,也間接促成業餘攝影的濫觴。在研究者和相關文獻相當貧乏的情況下,筆者試著以田野調查所得有限的原作與史料,探索日治時期台灣攝影的發展。

日治時期寫真帖
顧名思義,「寫真帖」是以「寫真」(照片)製作的「帖」(相簿或相冊),泛指官方以實體寫真或印刷模式所制成的相簿,一般私人會社、家族和個人貼制的相簿,也被認定為「寫真帖」的概念。在西方攝影的進程中,攝影術被應用於冊集書頁,而使用「Album」一詞的定義,一部分吻合日治時期對於「寫真帖」的廣泛定義。

寫真帖的應用繁多,一個單位的出遊記錄也可以用寫真,委請攝影業者少量製作,留存紀念。而日治時期寫真帖的出版,大都由總督府所屬機關印製或監製,只有少數與總督府關係良好的日本人(當時稱為內地人)所開設的寫真館,才能接受委託攝製或印刷,很少台灣人(當時稱為本島人)有機會接受委託拍攝製作官方寫真帖。
在日治時期,官方和法人團體(組合)所印製的內容非常廣泛,從軍事政治、人文活動到天然景物,都是鏡頭捕捉的焦點,而拍攝目的有學術研究、活動宣傳、人物紀念、戰事記錄、風景記錄、建設成果等彰顯台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及對天皇的崇敬。

寫真帖與寫真館
一九○○年,總督府開放民間的印刷事業,從此台灣攝影便如雨後春筍般地成長茁壯。這些有別於官方監製、以庶民觀點和自主承印的寫真帖,為台灣人開啟了一扇大門,並看到自身所蘊涵的力量。

台灣圖書館收藏了不少「遠藤寫真館」所發行監製的寫真帖,如《征台凱旋紀念帖》、《台灣蕃地寫真帖》、《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等。此外,由勝山吉作主持的合資會社「勝山寫真館」,不僅接受晝夜攝影的工作,也兼營十六釐米活動寫真、出版監製「繪葉書」(包含圖像的明信片)等業務。而台灣人所開設的寫真館,大都以拍攝台灣家庭照或個人肖像,及外寫出張(外拍)等台灣人委託的業務為主,很難與日本人競爭。

但也有少數例子,足以說明寫真帖和印刷術如何在民間應用,如小醫院、個人、家庭、小商號、酒家等。在大正年間,台灣人與日本人一樣享有憲法的保障,是日治時期最安定、富足的時期,從《台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女給篇──花國?影集》寫真帖便可看出端倪。這本由花國?影集出版社發行的寫真帖,是黃書樵在醉香樓所編輯的女給影集,除了刊載咖啡店女給和酒室美女之外,也邀請詩人為影集吟詠詩詞,後面還有咖啡(カフエ一)名店、舞廳(ダンスホ一ル)等廣告,在當時頗為時尚。

在眾多日本人監製的寫真帖中,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由「ハセシ(林)寫真館」(林得富主持)拍攝和編輯、「台北共進商會」發行的《霧社事件討伐寫真帖》,最後一頁刊載了編集群合照,最左側站立者為林得富。(作者按:攝影評論者張蒼松在編輯林草紀念集《百年足跡重現》時,曾以為這間「ハセシ(林)寫真館」由林草主持,查明後才知「林寫真館」與「ハセシ(林)寫真館」意思相同但招牌字體不同。)

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十一月,頭份「美影寫真館」的張阿祥(一九一六-二○一三)與關西「真影寫真館」(戰後改名為「珊瑚照相館」)的林礽湖,共同為日本「櫻井組望鄉山製材所」拍攝《拾週年紀念寫真帖》,記錄當時櫻井組開採阿里山山林及製材工業的實況,也是極少數台灣人接受官方委託的例子。對此,張阿祥曾回憶:「坐流籠很危險,一般都用來搬運大支木頭,人是不允許坐上去的,難怪日本寫真師不敢上去!」

作者簡永彬,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文化發展系兼任副教授;共同作者:高志尊,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系所主任;林壽鎰(1916-2011),前輩攝影家;徐佑驊,任職於出版社;吳奇浩,青年史學者,逝於2014年;連克,現任台北市政府松山區公所課員,著有多篇金融史相關論文;郭立婷,政治大學台史所碩士郭怡棻,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賴品蓉,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現為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專案助理;凌宗魁,現任國立台灣博物館規畫師。本文選自作者合著《凝視時代:日治時期台灣的寫真館》(左岸文化)。

 
資料來源: 風傳媒/ 報導日期: 2019-07-12 點閱人次: 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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