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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憶蓉隨筆》:知識分子搞革命
圖
文:羊憶蓉
知識分子搞革命
(二○○○.六.四/聯合報/三七版/聯合副刊)

革命的弔詭在此:革命如果「不成功便成仁」,或可停留於永遠的悲壯;革命一旦成功,多半也就是和革命精神分道揚鑣之時……

五二○

五月二十日晚上,中正紀念堂廣場人山人海,群眾情緒高昂。從凌波到伍佰,從布袋戲到雲門舞集,白嘉莉和史豔文同台,《桃花舞春風》也上場。全民共治共享,乃新的政治正確。

坐在電視機前看這場表演,思潮起伏。黑壓壓的人群中,不知有沒有這麼一批三十歲上下的熱情分子,回想起整整十年前他們曾盤踞在同一場地的盛大景象?同樣是血脈僨張,同樣是激情難以遏止,同樣是亢奮中蘊藏著希望無窮。

新政府上任,如果說是以民主手段達成很多人想望已久的「革命」效果,則這場革命也許十年前已經開始。

野百合和十年後

十年後十年前,一九九○年三月間,國事紛亂的氣氛中迸發出野百合學運。曾身歷其境者大約永生難忘這場經驗。諷刺的是,到如今卻似乎並沒有太多人勇於主動回憶。坊間描述台灣社會運動的書中,野百合事件不時被提上一筆,甚至冠上「功在民主」的光環。但就算在今年屆滿整整十周年,也未見形成太熱烈的回顧現象。在十周年「紀念日」將近兩個月之後,《中國時報》登出了上下兩篇「野百合十年」專輯,探問「昔日的革命精神如今仍在否」。幾位「當年的學運健將」的文章,感懷舊日之餘,不約而同流露出喟嘆的氣息。或者問「何處尋覓激進的足音」;或者歎「一個時代遠離,青春蒸發如雲靄」;或者死心或不死心地認知到,「童話畢竟只是童話」,「權衡時勢,毋寧是很理性的」。

天安門事件提供可學習的模式

十年的時光流逝,此岸對望彼岸,很多人只覺得恍恍惚惚。十年前是個憤怒的時代。三月間當國民大會在陽明山開會之時,中正紀念堂廣場正安靜嚴肅地集結著來自南北各地的大專院校學生。與以往群眾集結活動幾乎必遭「當局」打壓的命運比較起來,野百合學運其實已站上順勢而為的鋒頭。廣場的學生代表承認,「天安門事件提供了可學習的模式」,社會大環境也就不吝於提供順水推舟的氣氛。以我的旁觀經驗而言,在僅僅前一年的九月二十八日台灣學術界為《大學法》修訂而首次發生的大學師生街頭抗議事件中,龐大的遊行隊伍中僅有兩名學生來自當時我所任教的台灣師範大學,即受到教官拍照警告和要求系上老師「輔導」的待遇。但半年之隔的三月學運,已是教官主動赴廣場探視學生,噓寒問暖、送茶水送消夜的另番局面。

社會不是氣象丕變,而是抑鬱多時而到了即將爆發的臨界點。政府卻比學生更要先知先覺,體認到完全無須打壓。一方面可借民氣一用,另方面,執政力量正抓緊時機盤踞國家體制的密實網絡。三月二十一日,李登輝獲得國民大會六百六十八張選票中的六百四十一票支持,以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得票率當選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投票現場,素有反共大將名聲的老國代由人攙扶入場,年邁昏聵之態畢露,被問及是否知曉總統候選人為誰,已是答非所問,而成了報上的花邊新聞。
這類事件,不但凸顯廣場學生的訴求立場,也反諷地增強了當時代表革新力量的李登輝政權的正當性。難怪,野百合學運在參與者的回顧中,被描述為一次「保衛李登輝」的集體行動。次日,廣場學生發表「撤離聲明」指出:「作為一個民主啟蒙運動,我們認為已經獲得初步的勝利……為重建台灣的民主藍圖矢志不移」。學生撤離後,李登輝座車至廣場盤旋一周而去,留下「到此一遊」的紀錄。

每句口號的實現即代表一個「革命」目標的失敗

學生所謂的「初步勝利」,如果是指李登輝已作回應,不免有點辜負「民主啟蒙」這麼大頂帽子。事實上,廣場學生當時提出的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在日後遠近不一的各種政治事件交會的十字路口,倒是一一實現了。詭異的是,每一句口號的實現,幾乎就出現一種諷刺,甚至代表了「革命」目標的一種失敗。

舉例而言,三月學運之後,國是會議隨即「如承諾」召開。但學界清流如胡佛先生聲明退出,以示知識分子獨立立場,多半也因早已洞悉這種官方會議的招安性質。事實上,在正式的國是會議前後,有不知多少場大大小小的「青年國是會議」、「學生國是座談」在全省南南北北的校園中展開,懷柔與「疏洪」的功能兼備。許多學生得以「盍各言爾志」,也就失去了堅持抗議下去的理由。又好比,「解散國民大會」的目標,到十年後竟奇蹟般由國大「自廢武功」而達成;但這項成果的始末背景如何,卻成為台灣憲政史上最不堪聞問的一頁。

到如今,很多看似當初的改革理想已一一達成,情繫「革命精神」者卻不乏失落感受。當新總統在就職典禮上意興風發宣稱「台灣人民站起來」,若還有人埋頭於紙墨懷想「革命」主題,簡直文謅謅得不合時宜。不合時宜,不只是革命的宿命,也成了知識分子揮之不去的形象標籤。

知識分子搞革命

「知識分子搞革命」這個題目是借用來的。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書中,第一章標題即是〈知識分子搞革命〉。陳永發開宗明義談共產世界的變化,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激起了普遍的懷疑:「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究竟是不是一場歷史的誤會?它是不是少數知識分子因為錯誤的信仰和錯誤的判斷而進行的一場錯誤的革命?否則的話,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在經過七、八十年的犧牲奮鬥之後,竟然發現在一九九○年代的今天,他們所要徹底改造、也曾經徹底改造過的國家,和他們矢志要打倒推翻的有驚人的類似之處……」

革命往往是為了要和時代發生「斷裂」

革命的弔詭在此:革命如果「不成功便成仁」,或可停留於永遠的悲壯;革命一旦成功,多半也就是和革命精神分道揚鑣之時;又如果成功得更徹底,恐怕就醞釀出又一波革命將興起的溫床了。「中國人民站起來」,發生在一九四九年的證據,恐怕遠不如發生在公元兩千年當中國獲得美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待遇和可能即將到來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刻來得堅強。自認有判斷深度和民族情懷的知識分子或許不願這麼承認,但「人民」的體認恐怕確實如此。這不但是革命的弔詭,也是對知識分子使命感的最大諷刺。

革命往往是為了要和時代發生「斷裂」;知識分子則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憂傷憤怒的時代,知識分子身先士卒為人民創造希望,搞起革命來無不鬥志昂揚。問題是,到了快樂希望的時代,當人民都充滿了快樂希望地大聲唱起國歌,知識分子卻不能「同樂」,剩下還有什麼事可做?難怪,不革命的時候,知識分子不是退隱就是自願或被迫地去流亡。薩依德說,「作為流亡者的知識分子傾向於以不樂為樂,因而有一種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滿意,彆彆扭扭,難以相處,這種心態不但成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為一種新的,也許是暫時的安身立命的方式……知識分子也許類似怒氣沖沖、最會罵人的人。」

就因為這「先憂」與「後樂」的使命感(又加以總是「消化不良」,怒氣沖沖),知識分子不肯和俗民大眾位在同一水平,甚至有意造成區隔。知識分子矢言做人民的代言人,但「代言人」的位置和人民「本人」彷彿又該有所不同。缺乏左派思想基礎的台灣學生運動,尤其欠缺和群眾的親近互動。三月學運當中,學生自組糾察隊,屢次有其他團體或政治人物想要「插花」表達意見,總被學生有禮貌但嚴正地拒絕於外,以示學生運動的自主性與純潔度。

就是基於這種純潔度和理想主義,知識分子搞起革命來理直氣壯,卻可能與環境的需求格格不入。起義在先,不見得能成事在後。革命若失敗,知識分子也許是最先變成烈士的一群;革命若成功,民眾歡慶迎接新朝代之際,知識分子又可能是「斯人獨憔悴」的一群。這樣的例子不可勝數。

知識分子熱情有餘,自知之明卻不足

最近以《春膳》一書而在此間頗受討論的拉丁美洲女作家阿言德,在她的成名作《精靈之屋》書裡,精采地描寫青年學生如何熱情無比地參與對抗政府的行動。書中主軸家庭參議員楚巴的外孫女艾爾芭,跟在滿腦子革命念頭的大學生愛人身後,興致昂揚地參加占領學校大樓的活動。和按兵不動的武裝隊伍對峙才一天,這群一開始如生龍活虎的大學生已經焦躁不安,內訌不斷。艾爾芭因為月經來潮難以清理而羞窘不安,嚎啕大哭,革命師生也慌亂不知如何是好。「『你看,讓女人參加男人幹的事情就會發生這種後果!』他咆哮著。『你說的不對!應該說:這就是讓資產階級參與人民的事所產生的後果!』這名女學生忿忿不平地反駁道。」

艾爾芭最後在學生領袖持白旗和警方談判下被護送回家。她鬆了一口氣,一方面可以離開第一線,又不必擔心被冠上懦夫的罪名。在她回家躺了兩天的期間,「當局用和平的手段平息了學生的抗議行動。教育部長被免職並調任農業部長。」

緊湊得令人眼花撩亂的情節中,阿言德戲謔地嘲弄了革命者的熱情。看似無堅不摧的神聖革命信念,就在性別、階級、知識階層的藩籬之前,輕易地自我分化了。故事一路演進,敘述主旨變成人民的悲苦宿命,每次改朝換代只帶來加倍深暗的沉淪。腐敗的保守黨之後來了革命的社會黨,社會黨搞得一片混亂之後又來了獨裁的軍人政變。每次一有人標舉正義之旗,就把人民推入更加無法脫身的夢魘。

阿言德轉折多端的故事寫到後來,筆調變得十分悲憫。艾爾芭最終獲釋返家前,為一對窮苦到無法以「家徒四壁」來形容的貧民母子短暫收容。她見識到人性在權力最巨大處最醜惡、最卑微處最美麗的深刻對比,反而消除了恨意,懷著愛心和希望寫下她的家族故事,但願能中止人與人之間的宿怨。讀者到這時始明白:與其說阿言德嘲弄革命情懷,不如說她早已洞悉人性墮落以及歷史循環的必然性。和她的覺察力相比,大半高傲自恃的知識分子或許革命救蒼生的熱情有餘,倒是自知之明顯然不足了。

最後

如今革命的確顯得多餘。甚至眼看著新的護旗護歌運動都要形成氣候了。自認忠貞愛國的保守力量,和原先抱持革命理想的「反對黨」一般,同樣應暗自吃驚吧。

如此處境下的知識分子,該怏怏不樂嗎?憂心忡忡嗎?不如此彷彿不像知識分子;若如此又真是—不合時宜。我的一位具有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但老強調自己「工人出身」的大陸朋友,最喜歡嘲笑中國知識分子,總是批評,「知識分子就愛擺身段。除了身段,也沒別的可擺了。」說得十分不堪,卻又有點近乎實情。

話說回來,今天愛擺身段的知識分子也少見了,垂涎腆臉的可能還多些。到這個地步,不但沒有革命的外在條件了,很多知識分子甚至喪失了支撐內在價值的最後一點聯繫。剩下的,也許只有對自己「思想革命」的一點點空間吧?

 
資料來源: 關鍵評論網/ 報導日期: 2019-06-24 點閱人次: 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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