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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士:如何認識時代區分論
一、前言

  在時代區分上,隋唐這一段應該稱作什麼?學界向無定論。以敝系(台大歷史學系)而言,在中國史的時代區分方面,除以秦以前稱作“上古史”、鴉片戰爭以後稱作“近代史”以外,其他時代,通常是以斷代史稱呼。所以,隋唐一段,一直就以“隋唐史(含五代史)”稱之,迄今不變。惟在研究所學科考試分段方面,過去也都以魏晉至隋唐當作一時段,而上古則延伸至秦漢。另外,對於宋代文化,曾有“近世文化史”的課程講授。至於其他學校,如台師大,過去也有上古、中古史等課程的講授,其上古史的範圍大致與台大相當,中古史起於魏晉,但下限似無一定。一般說來,各大學對於魏晉到隋唐這一段,三四十年來,似以魏晉南北朝史與隋唐史分別講授,作為常態。

  在中國大陸,雖一直有時代區分的論戰,但各大學在教學上,似仍以斷代史稱之為普遍,例如陝西師範大學有唐史研究所,學會則稱為“唐史學會”。但也有用中古史者,如北京大學有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武漢大學雖不用中古史,但直稱為中國三至九世紀史研究室或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並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的刊物。日本是沒有像中國用時代史稱其研究室的,其課程名稱用斷代或時代區分法,兼而有之。茲以1992年度之課程為例,東京大學大學部有“中國古代史的諸問題”,其研究所有“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此處的“古代”,應當指先秦至隋唐。京都大學大學部有“中國古代法制史的諸問題”,這個“古代”,當指先秦至秦漢;但另有“南北朝隋唐的地方制度”課程。龍谷大學研究所有“中國中世史的諸問題”,此課程是由谷川道雄先生所講授,不用說這個“中世”是指魏晉到隋唐。

  由此看來,目前學界對於時代區分用法並不一致,也不是非使用不可。因而呈現用斷代與時代名稱並陳的現象,各地皆然。但就時代區分一事而言,其運用與解釋方法依然不可忽視。基於此故,對於時代區分的使用,若不給予定義或者不知使用者之背景,而望文生義引用,就會產生困擾,尤其是參考日本作品。例如前述東京大學所使用的“古代”,其下限是到隋唐,但在京都大學以及龍谷大學所見的“中世”,其下限也是到隋唐。此事說明就時間而言,將唐末當作一個時段的結束,東京與京都皆同,但在使用時代區分的表現方式則截然有別,其用來解釋這一段歷史現象的史觀,也截然不同。我們在參考日本著作及其學說時,最好能夠一併了解對方的背景,才不會被分歧的時代區分法所誤??。

在中國隋唐史學界,前輩學者的用法,例如陳寅恪先生很早就將魏晉到隋唐這一段稱為“中古”,直至晚近,以“中古”作為書名亦有之,但時代的斷限不盡相同。這個時候的“中古”一詞,並不是在時代區分論下提出的,所以在教學上,一般也都以觀點差異來處理,尚難論斷誰是誰非。觀點的差異,正是促使學生思考歷史問題的好題目。由於提出時代區分論者,必須要用宏觀的角度,才能自圓其說,所以教學上要引發學生作廣泛的思考,介紹時代區分論是很好的途徑。

二、時代區分論概述

  中國古典中,已有上古、中古、下古或上世、中世、下世等三段的用法。前者如《周易·繫辭》以及《漢書·藝文志》孟康注“世曆三古”所稱上古指伏羲、中古指文王、下古指孔子時代;後者如《商君書·開塞》篇曰:“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這是指不同時代而有不同的價值觀。

  近代的時代區分論,其淵源當非來自上述的古典分類,而是受西洋史三段(上古、中古、近代)分法以及唯物史觀的發展階段論的影響。早期國人對國史的時代分期,可舉梁啟超、傅斯年兩氏為代表。梁氏在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其中第八節“時代之區分”,即舉西人著世界史,常分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但歷史本無間斷,史家以權宜之法,武斷分之,有其不得已之處。

  梁氏乃以中國步入世界史之過程作為分期之依據,而分為如下三段:上世——自黃帝以迄秦之統一,是為中國之中國。亦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爭競、自團結之時代。

  中世——自秦統一後至清代乾隆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頤、競爭最烈之時代。亦即中央集權制度日就完整、君主專制政體全盛之時代。

  近世——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連同全亞洲民族與西方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亦即君主專制政體漸就湮滅,而數千年來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

  傅氏以漢族發展的變化與升降作為區分標準,可劃分為三段,如下:

  上世——自遠古到南朝陳禎明三年(589),此期稱為第一中國,也就是純粹漢族的中國。

  中世——自陳禎明三年到宋祥興二年(589—1279),此期為第二中國,漢族為胡人所挾,變其精神,別成統系。

  近世——宋祥興二年到清宣統三年(1279—1910),全為胡虜之運,其間雖有明代光復故物,為運終不長。

  (民國以後,稱為現世,但未說明其分期依據)。

傅氏說其實是針對日本桑原騭藏氏著《東洋史要》(後來改名為《支那史要》)將中國史分為四期(上古:至秦皇一統,稱之為漢族締造時代;中古:自秦皇一統至唐亡,稱之為漢族極盛時代;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稱之為漢族漸衰、蒙古族代興時代;近世:括清一代而言,稱之為歐人東漸時代),所作的批判而提出的新說,其文發表於1918年,可以代表民國以來在西洋史影響下(桑原氏說亦然)的時代區分法。

  時代區分論戰的展開,是由唯物史觀的發展階段論挑起,首先在蘇聯展開,然後傳到日本,再傳到中國,進而成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起初的主題,在於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戰,這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頒布的《土地問題黨綱草案》時提出來的。其後,郭沫若氏在1928年發表《〈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從歷史上引證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的”意思是指“古代的原始共產社會”,所謂“古典的”是指“希臘羅馬奴隸制”,其後引發一連串的論戰,包括郭氏此後對自己學說的修正,以及陶希聖、胡秋原等人的批判,直至戰後仍還進行論戰。總的說來,中國學者所探求的,不外下列三個主題:

  1.何謂亞細亞生產方式?

  2.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出現奴隸社會階段?

  3.何謂“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和“專制主義”?

  而在日本,戰後的論戰主題,大致不外環繞在批判與克服所謂“亞洲社會停滯論”,在此一主題之下,進行時代區分論戰,其爭論點主要有二:

  1.中國“古代”社會的下限應置於何時?

  2.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起於何時?

  日本學界所謂的京都學派與東京學派(嚴格而言,應該說“歷史學研究”派,簡稱為歷研派)的對立,就是由此而來。其影響此後日本史學發展甚鉅。拙稿此處不擬細說此一論戰的經緯,下列諸著作,讀者可參照:

  1.西?定生《中國史の時代區分》,東京大學出版會,1957年。

  2.林甘泉等《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五十年(1929—197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3.肖黎主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1949—1989)》,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

  4.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台北,明文書局,1982年初版,1987年增訂二版。

  5.閔鬥基《中國史時代區分論》,首爾,創作與批評社,1984年。

  6.錢穆《中國歷史上社會的時代劃分》,《人生》155,1958年1月。

  7.韓復智等《幾種中國史分期觀念的介紹》,《思與言》31,1965年5月。

  8.邱添生《近代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以時代區分論為中心》,《師大歷史學報》19,1991年6月。

三、時代區分論與隋唐史教學

  在講述或論述“隋唐史”時,常常都會由隋唐在中國史上的地位講起。但將時代區分作為論點而放在書中處理的,以中國大陸與日本為多,所以這個問題,還有待於檢討。就我個人而言,在“隋唐史”的“導論”中,主要是談“隋唐史的特質及其問題所在”,在說明“問題所在”時,介紹了時代區分論中所賦予隋唐地位的各種說法。這個問題,簡單地說,究竟是應當看成古代的下限(日本東京學派說)?或者是中古(中世)的下限(日本京都學派說)?或者是“封建社會(=中古)”由前期到後期的轉折期(胡如雷等中國大陸學者多持此說)?因為學界對這些問題並無定論,所以在“導論”,只是提問題而已。

  較具體的說明,是放在最後一講的“唐亡的歷史意義”中處理的。這一講,主要說明了以下三點:1.唐宋間的歷史變革;2.10世紀前半亞洲的變局;3.唐亡對天下秩序與中國文化圈的衝擊。到1990學年度為止,在說明這些問題時,我還沒提出個人對於時代區分的用法,只將歷史現像作了綜合說明。前年(1991),在研究所講授“隋唐史專題研究”課程時,我初次以社會與政治力的消長作為考察中心,提出秦漢至隋唐為“中古”說。

  這樣一來,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思考:1.在教學或研究上,有必要作時代區分的處理嗎? 2.若有必要,其教材教法如何處理? 3.師生所遇到的困難為何?如何改進?茲簡單說明於下。

  1.時代區分的必要性。個人是傾向於肯定,但對於不作時代區分者,也不以為不當。時代區分論終究是歷史解釋的方法之一,不用此方式者,而以其他用語同樣有可能表達類似的觀念。個人所以傾向肯定者,是因為有以下幾點理由:① 在宏觀的角度下,可有較清楚表達歷史發展的“變”之所在,以免遭受見樹不見林之譏。 ② 克服所謂“停滯論”的偏見,以掌握中國史發展的主體性與特殊性。 ③ 克服唯物史觀的歷史發展階段論。

  2.教材教法問題。首先在教材方面,有關中國史時代區分論的理論與展開,無可否認的,是由唯物史觀學者們首先提出的,其後雖有其他不同流派的學者介入,但仍無法完全離開唯物史觀所提出的論點。戰後的日本,採用社會學家韋伯等的若干論點(如強調儒教與官僚制的重要性等),以期有所突破,確實有出色的成果展現。問題是這些相關性的作品都不易閱讀。舊知無法了解,遑論出現新知,這個問題,恐怕是台灣地區這三四十年來,在時代區分論方面毫無表現的根本理由。其次,圖書館的藏書老舊以及對日文書籍不重視,結果不但不知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即連要透過日本或其他地區的研究成果去了解時代區分論,也是不可得。圖書館的藏書既然有限,就教師而言,求知已是相當困難,怎能要求學生參閱?近年來,中國大陸作品的入手或者圖書館的藏書,已較以往改善甚多,但對於日文書的充實仍感闕如。所以,就教材而言,目前可用來作參考的材料,仍然極為有限。在可見的未來,要期待台灣學界能在時代區分論方面有所表現,恐怕不易實現,這是有待我們努力克服的地方。

  在教法上,正如筆者在導論或者終講所處理的,若能一併說明時代區分問題,可使問題的思考增加不少廣度、深度。再者,由於此問題在學界並無定論,所以也可作為討論的好題目,使學習活動顯得更活潑。例如:隋代與南朝的關係,是否屬於同一個時代性?同樣的,唐與宋之間是否也屬於同時代性?學界贊否皆有,目前看來,前者似以肯定說,後者似以否定說為主流,尤其在日本,不論京都抑或東京,對於這樣的看法,相當一致。這樣的問題,說明中國史自春秋戰國的變動後到鴉片戰爭以前的唐宋之際,又再產生大變化,並非如中國大陸學界所謂“封建社會”自戰國到明清長達二千多年的“停滯”。也就是說,持唐宋變革說者,是可以克服西方學者所提出的東方“停滯”論。這一點,對於建立東方的主體發展論,是有重大的突破。又如:從奴隸製到封建制的論戰,不論誰是誰非,對於歷史上農民地位發展的探究,也是有莫大貢獻。由此進而肯定從均田法到私有製、從租庸調法到兩稅法的建立的歷史發展過程;同時,對於歷史上的“賤民”層,其存在與地位升降問題,也不可忽視。再如:經濟史方面,由實物經濟到貨幣經濟的發展乃至商業資本經營的發展等,與資本主義萌芽之間的關係等,在隋唐史要如何處理?這些都可成為探討的主題。此外,經學(如由墨守注疏到自我解經)、文學(如由詩、駢文到詞、曲、散文)、藝術(如由壁畫到山水)等的演變,在在也都可以作為時代區分討論的重要課題。

  3.師生所遇到的困難與解決。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困難,應當還是在於教學與研究環境不如人,尤其參考材料(圖書)缺乏、語文訓練不足等問題,以致學風不佳、人才不足,迄今仍然看不出有妥善解決之道。就時代區分論而言,恐怕韓國學界都還比台灣地區重視這個問題。拙稿在此希望能拋磚引玉,所幸在隋唐部分,已有若干起步,邱添生氏由京都學的觀點出發,進一步發揮唐代中葉為“中世”下限說,就是一個例子,讀者可參照。

四、秦漢至隋唐為“中古”的初步看法

  筆者的時代區分依據,是取歷代政治力與社會力之消長作準繩,也就是用政治社會史觀,其表現的基本原理如下:

  政治力              社會力

  (君力?兵刑→控制政治經濟軍事) (士力?教育→控制社會經濟文化)

  (刑)               (禮)

說明:

  1.提要

  政治力    社會力

  上古: 三代

  貴族政治?協議政治  貴族→共治  士=貴族→自立

  中古: 戰國—隋唐

  專制政治?人頭支配  君→專制   士族→半自立

  近古: 宋—清

  獨裁政治?戶頭支配  君→獨裁   士紳→寄生 

  2.戰國是由上古進入中古的過渡階段

  《荀子·禮論》雲: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可再參看《大戴禮記》)

  禮之三本,順序是:天地——先祖—??—君師,此時將“君師”視為一,猶是古意(參看《禮記·學記》)。此與後世“天地君親師”說法有別,其變遷關鍵所在,是“先祖”(親)退至君後,而“君師”分為二,為何如此?

  將另作說明,此處要指出的,是變遷的時段宜設定在戰國,秦漢以後進入另一時代。清麥孟華《尊俠篇》(收入《皇朝經世文新編》卷一八二)曰:

  人而不俠,時曰不仁;國而無俠,時曰不國。昔中國以俠立國者也,戰國以前,俠士漎萃鱗沓,佈滿天下。一挫於秦始皇(小字注:禁誹謗),再挫於漢文景(主無為,誅遊俠),三挫於漢武帝(黜百家),四挫於十常侍(錮黨人)(按十常侍,指張讓以下十二宦官皆為中常侍,擅權亂政,而發生第一次黨錮之禍,見《後漢書·張讓傳》),五挫於魏武帝(毀名節),六挫於南北朝唐諸君臣(重詞章科目),七挫於宋元祐,八挫於宋慶元(禁黨人),九挫於元(以革古俗,亂中國,視臣民為奴隸),十挫於明太祖(毀名節,忌才士,用帖括),十一挫於明東廠(禁黨人),十二挫於乾嘉士夫之論議(詆社會)。

  麥氏之論,雖以俠作說明,其實包含儒者,在法家看來,儒、俠本為一體。

  由上所舉諸例中,可窺知儒、俠所代表的社會力,自秦漢以來不斷被政治力壓迫之情形,麥氏雖不分唐、宋,但仍可理解每況愈下。

  3. “中古”的時代性

  (1)政治力與社會力的妥協性

  A.自戰國以來,用人頭統治作為新的王(皇)權統治原理,未能如願完成集權體制。所謂人頭統治(或曰“個別人身支配”),即王權對全國每一人(良民)、每一塊地,作充分掌握。此事如果充分達成,獨裁政治提早實現。但論其實際則不然,原因是新的社會力形成(由豪族而士族),其力量具有半自立性存在。說明:

  ① 由人頭稅、丁稅→租庸調法?人頭統治

  ② 九品官人法、均田法是王權與門閥妥協的產物

  B.新的社會力,具有半自主性。此期的社會力,相對於前期,其力是下降且須藉助皇權以保障特權;但因其身份之取得,猶是來自社會力本身,所以相對於後期是寄生於皇權而存在,此期仍具半自立性。尤其是戰國時代以來之宗族,以其大土地所有之身份,在社會上自成勢力;士族出現後,更加上其家學、禮法而自為婚姻。但不論豪族抑或士族,入仕常是保障其特權的必要條件。

  (2)政治力的兩面性

  此期之政治力呈現兩面性,一為集權化,一為妥協性。兩者配合運行之極致,出現明章、貞觀、開元之治,聞名史冊。但建立君主專制體制的目標,仍然不變。

  (3)社會力亦呈現兩面性

此期之社會力亦呈現兩面性,一為參與政權,而成為特權階級,進而在體制上建立約束皇權之製(當然苟安於眼前利益者,大有人在);一為謀求自立,即以其地主、教養身份,建立鄉里秩序,而謀求自立於社會。

  簡言之,在理性的情況下,約束皇權與自立於社會,是其努力目標。

  4. “中古”政治社會結構分析

  (1)丁中製的統治原理———人頭統治的法制化

  A.由身高到年齡的戶口登錄

  B.丁中製的成立與展開———依據年齡而賦予全國人一定的政治身份

  C.依據人頭、年齡而建立賦役制度

  D.國家(皇權)與人民(良民)的關係,建立在爵制、賜姓、任官(上對下)與賦役(下對上)諸制度。

  (2)禮刑的政治力運作:違禮入律、納禮入令的統治原理

  A.由刑治到禮刑合一

  a.戰國的刑治

  b.漢以後由禮刑合一到禮主刑輔:失禮入刑

  《大戴禮記·禮察》雲:“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並參《漢書·賈誼傳》)

  東漢和帝廷尉陳寵雲:“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裡者也。”

  B.納禮入令

  a.晉令以下諸令,大都有祠令、學令、選舉令、儀制令、喪葬令等篇目,論其內容,當都來自禮典。

  b. 《新唐書·刑法志》雲:“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製度也。”

  此規定相近於《荀子·富國》雲:“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即令之內容與禮相當。

  C.政治的法制化:律令制度的完成(指自晉至唐,秦漢是草創整理時期),其原則在於:“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唐名例律疏議)

  (3)等差的身份制社會

  A.戰國秦是實施刑治的齊民制社會,漢以後改變為禮法的等差身份制社會,直至隋唐為止。宋以後,則進入禮教的庶民社會。

  B.等差身份制社會的構成,是以禮法規范良民的身份(其下尚有不適用禮法的“賤民”),而成為等差性的社會結構。其要義有三:

  a.以禮入法,而成為等差性的階層結構。

  b.社會結構以良民為主體,而賦予等差性身份。此時之“身份”,非指階級,而是指在政治、社會組織中,依據禮法所賦予的地位。

  c.此時之良民同時具有如下雙重身份:① 政治身份(丁中);② 社會身份(士庶)。良民依此身份,決定其在政治、社會的角色。若只由社會觀點而言,此時之身份,常與階級同義。

  C.社會的鄉里秩序,是以士族(豪族)為中心。

  a.戰國秦漢的社會力,是由宗族到士族來代表。

  b.士族身份要件

  ① 士族本身:地主、教養、仕宦

  ② 士族勢力:包括依附農民、賤民,以及士族婚姻集團→貴族官僚、教育團體、經濟團體、軍事團體(豪族共同體)

  D.士庶之分,有如天隔。

  E.君(王法)士(家禮)之間,各有其空間。

  5. “中古”時代的結束

  (1)人口增多,民族複雜,工商發達等因素,使人頭統治無法充分進行。 (人頭統治原理,建立於戰國之小國寡民形態上,漢以後之大帝國形態,不易徹底貫徹。)

  (2)戰爭是士族門閥社會的致命傷。

  (3)自皇帝制度建立後,不論在理論或立制上,皆無一有效制君力量出現。雖然漢儒提出天譴,晉以後有立制(令制),乃至漢以來推行帝王學,其效果有限。此期終於在唐末時,君權旁落與門閥解體之情況下結束。

  五、結論

  傳統中國的歷史發展,是否停滯不變?這是我們研究及教學中國史經常要反省的地方。時代區分的提出,是反駁“停滯論”最有效的途徑之一。以秦漢到隋唐作為“中古”,早期已有夏曾佑氏取世運之盛衰作為區分的設定,日本的桑原騭藏氏則以民族的興替來設定。其後,以此時段作為“中古”者,如陳安仁氏以及日本的宇都宮清吉氏,乃至畏友雷家驥氏的“中古史學”皆是。

  筆者將秦漢至隋唐視為一個時段,而曰“中古”,基本上是著重於政治、社會結構的改變;在發展過程中,中古是將上古所建立的基礎與理論,給予有效的發揮。就隋唐而言,筆者贊同宇都宮氏將隋唐視為融合秦漢、六朝時代而發展的。因此,在隋唐史教學上,實有必要經常取秦漢、六朝乃至宋以後與隋唐比較;而古代的經典,更是國家立制、社會行為規範的依據。整體而言,隋唐時代也可說是自古以來歷史發展的大總結,宋以後則進入另一新的時段。就這個意義而言,隋唐教學與研究的出發點,仍在古代諸經典,筆者鼓勵學生學習隋唐史,仍要由古典入手,其用意在此。

(收入《隋唐史教學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大學歷史學系,一九九三年四月)

 
資料來源: 東方網/ 報導日期: 2019-05-06 點閱人次: 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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