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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線上】陳大為/詩史的等比例模型

【陳大為】

詩史百年,戲碼不變。新一代的後進詩人和讀者會產生自己的品牌和品味,把自己的審美標準當作唯一的真理,去審視詩史上的前驅詩篇。在浪尖上睥睨一切,只看到自己,是很正常的。……詩史是殘酷的,是一群自大狂的家族史……

一九二五年,曾在北平讀書的板橋小夥子張我軍(1902-1955),用一種不帶古典殘影的白話,寫下他給北平的亂世情詩〈亂都之戀〉。那時,台灣現代詩史尚未萌芽,古典漢詩盤踞固有的山頭,展現著千年不易的優越感。張我軍才二十三歲,卻看到眾多舊文人看不到的大勢,他那本《亂都之戀》在詩史變革的浪尖上成為開山之作,不是沒有道理的。詩史在這年代默默地掀開序幕,是有點冷清,凡高聳之物皆成地景,先是〈人力車夫的叫喊〉,再來是〈燕子去了後的秋光〉,接著到銀鈴會和林亨泰(1924-)。新詩和舊詩在白話中文、古典漢語、皇民日文之間遊走,纏鬥不休,二十幾年就這樣過去了。

詩史是崇高的,是聖殿,絕非閒雜人等戲耍的野地,因此很容易讓人產生錯覺,當我們討論到某些經典名篇,往往自動把大詩人的畢生成就壓縮成一尊小塑像,將他全部詩作理所當然的包裹進去,譽之為大師手筆。如此一來,便忽略了詩作定稿時的實際年齡。最佳例子是南來的鄭愁予(1933-),他在一九五一年寫下無可取代、不容複製的〈野店〉和〈殘堡〉,才十八歲,竟寫出浪跡天涯的蒼茫,且永不褪色。當時台灣已非詩歌荒原,前不久才從北方來了不少詩人,包括幾位將來成為一代宗師的詩人。少年鄭愁予根本不甩這些,對他來說,一九五一年是前無古人且後無來者的,他寫他想寫的詩,寫他生活過的北國原野。一切都是那麼的純粹。這一年,十九歲的?弦(1932-)開始發表詩作,四年後他受邀加入創世紀詩社,再三年才磨出那首讀一遍就畢生難忘的〈鹽〉,當時,也不過二十六歲。藍星成立時,余光中(1928-2017)二十六歲,羅門(1928-2017)二十六歲;洛夫(1928-2018)成立創世紀,同樣二十六歲。

詩壇無前輩,一群小夥子放手一搏,用詩作和詩論打下自己的江山,沒有比這更好玩的事了。誰能想到他們會在往後漫長的一生,累積出那麼多傳奇的詩作和故事。詩社崛起的一九五○,真是個成一家之言、偶打群架的大好年代。

詩史有時是朦朧的。頂尖的詩篇,好比在人生旅途上臨窗尖叫的地景,看一眼,便死死咬住記憶。隨著自己的年歲增長,地景的位置日益模糊,甚至糨成一團。能夠清楚記得〈五陵少年〉、〈還魂草〉、〈石室之死亡〉三種風格迥異的詩誕生在同一時期,已經很好;至於〈延陵季子掛劍〉和〈吃西瓜的六種方法〉,實在很難想像它們是相毗為鄰。一九六○年代承上啟下,強大的創造力超出本身的時間疆域,有如一顆「半流質的太陽」,要錨定它,不是那麼容易。

一九七○年代也很強大。《驚心散文詩》曾經把我對散文詩的寫作信心,逼退三步。那是七○年代前半期的傑作。到了後半期,猛然冒出〈薔薇學派的誕生〉,充滿統治力和滲透力的抒情風,出自二十二歲的楊澤(1954-)之手,他的詩會讓人感覺自己「彷彿在君父的城邦」,遁入一個獨特的文字宇宙。另一個稍晚降臨的宇宙是羅智成(1955-),他正好趕上「大敘事詩」浪潮,在一九八一、八二年相繼問世的〈問聃〉和〈離騷〉,不可思議地詮釋了先秦故事,在敘事魔法的深處他輕輕發聲:「不要急!中國的古代才開始」。楊、羅等五○世代詩人,在敘事詩獎中轟轟崛起。

我不能忘記一九九○年夏天在台師大圖書館翻閱陳年副刊的心情,一整版密密麻麻地刊登了一首詩,就一首,甚至連刊兩、三天。那是中國時報文學獎和國軍文藝金像獎聯手開創的長篇敘事詩盛世,得獎詩作出場的氣勢,十分嚇人,跟現在國際名牌刊登的全版廣告差不了多少。一獎,成名。我在浪潮中讀到二十歲的陳克華(1961-),以及他結構恢宏的行星級大作。在六○世代詩人當中,陳克華無疑是最早慧的,詭譎多變。才說「我撿到一顆頭顱」,立馬又來一招翻天覆地的「肛交之必要」,轉身一變,卻成了「京都遇雨」。幾種不同的調性構成一名複雜的詩人,絕對是六○世代第一人。

很遺憾的,在我開始寫詩的時候,體積過度膨脹的敘事詩已經摧毀了自己,有好些得獎詩作太臃腫,無法穿過時間的窄門,永遠囚禁於不再有人翻閱的昔年副刊版面。一九八○年代後期不再流行敘事,流行後現代。像趕集一樣,從中年學者到新銳詩人無不沉迷其中,不學「後」,無以言。我剛好有幸目睹這股浪潮如何席捲文學界,目睹中毒很深的學者,以及投機取巧的詩人,雙方裡應外合稱霸詩壇近十年。他們自以為是最前衛的智者,是全台唯一有資格代表新時代的新人類,其餘人等皆屬下品。一門顯學西來,造就一批隨波逐流的瞎子。相同的戲碼,在詩史舞台反覆上演。

詩史總是潮起潮落,沒有誰是永恆的太陽,前衛只是一時的前衛,經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很難說。在後現代浪潮侵台之前,夏宇在一九八二年寫了〈野餐〉,楊牧在一九八三年寫了〈貓住在開滿荼靡花的巷子裡〉,其經典地位和讀者喜愛度,多少年來不動如山,後現代卻如煙消散,找不到一首詩有資格「與李賀共飲」。

潮起潮落,寶刀未老的余光中在西子灣「夜讀曹操」,那是大自在的筆法,下筆已是一九九○年代中葉。焦桐(1956-)用爆發性的手段宣告「我將再起」;陳義芝(1953-)在〈觀音〉寫出幽微高妙、寓意豐盈的情思。五○世代詩人依舊強大,六○世代詩人趕上二十世紀最後的文學獎熱潮,〈一枚西班牙硬幣的旅行〉、〈我也會說我的語言〉、〈我的詩和父親的痰〉、〈再鴻門〉全都經過兩大報戰火的洗禮,才站穩了腳步。時間如沙漏裡的流勢,停不下來,才剛跨過千禧年,七○世代的鯨向海(1976-)開始大展拳腳,引領新一代的風騷。轉眼間,又輪到八○世代。

詩史百年,戲碼不變。新一代的後進詩人和讀者會產生自己的品牌和品味,把自己的審美標準當作唯一的真理,去審視詩史上的前驅詩篇。在浪尖上睥睨一切,只看到自己,是很正常的。過沒幾年,新的一切淪為舊的一切,更新的弄潮兒和真理接踵而至,再做相同的事。詩史是殘酷的,是一群自大狂的家族史。

這部百年詩選,也是殘酷的,它按照虛擬的詩史來編選,形同全部引文的匯集。從這個角度來看,它是台灣新詩編年史的一具「等比例模型」,只能在狹小的篇幅裡讓一百二十首詩依序登場,敘說詩史百年的常與無常。
 
資料來源: 聯合報/B2版/聯副.周末書房 報導日期: 2019-02-09 點閱人次: 1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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