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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階級學生中輟現象的反資本主義思考

■鍾明倫

近日,教育部的繁星計畫剛放榜,各界也用放大鏡觀看政府政策對於弱勢階級的學生是否產生積極關懷的作用,這個政策似乎就是要告訴國人,政府很重視弱勢階級的教育權。但是,如果教育政策的制訂將「沒有落後的小孩」作為核心價值,當前政府必須要正視弱勢階級學生中輟的問題。

今年,台北市教育局訂為教育關懷年,強調要積極的關懷弱勢孩童,而台灣中輟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始終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輔導的機制經常面臨到挑戰與挫折,這一群學習成就低落的孩子,離開學校之後,他們逐漸產生反學校、反社會的人格特質。很多老師將中輟的現象歸因於家庭教育的失能,父母未善盡家庭教育的責任,使得學生的偏差行為在校園中彰顯,並影響到其他學生的學習。

這樣的歸因將學生中輟的問題都推給家庭,筆者認為是膚淺的、是不公平的,也不具不正當性,因為中輟現象要突顯的是資本主義教改下的病態教育發展。

回顧這群中輟孩子的生命史,他們在上帝的安排下來到一個經濟條件較差、文化資本較貧乏的家庭,而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具有強烈連結性,當家庭教育無法發揮其功能時,學校教育對於弱勢階級的孩子來說,就產生兩種可能性:其一是努力接受學校教育的價值;另一是抗拒學校教育的洗禮。前者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很可能就是繁星計畫中上榜的學生;而後者可能就是在街頭流浪、網咖逗留,甚至成為社區犯罪的青少年。從上述的現象,與其說是教育系統的排斥,到不如說是教育政策所滲透的意識形態,剝奪弱勢階級學生的受教權!

筆者關注的是,學校是反應什麼階級的文化?教師都是來自什麼樣的階級環境?教科書是用誰的語言在論述?考試是測驗誰的價值?答案都是中產階級。很簡單的邏輯反應出校園內的政治鬥爭關係:資本主義中產階級透過言語暴力與考試制度,宰制與壓迫勞動階級學生的學習權。當勞動階級的學生在校園的學習產生內在矛盾時,經常就透過逃避來表達對現實生活的抗拒。

中輟的學生曾跟筆者說:「離開學校是因為在學校找不到成就感,而且老師對於學業的要求讓我在精神上飽受折磨,也經常受到老師言語、眼神與肢體的羞辱,離開學校後雖然擔心拿不到文憑,但是,總是可以得到一種心靈上的解脫,兩者權衡之後,還是選擇離開校園。」離開校園之後,他們到處去找尋屬於他們的生活世界,一個讓他們可以找回人性尊嚴與階級認同的地方,例如:街頭、廟宇、幫派、工廠等。

資本主義透過學校教育建構一套淘汰機制,淘汰經濟弱勢與文化不利的孩子,他們選擇離開校園,表面看似是自主性的選擇,其實是一種資本主義的隱性壓迫,使他們離開校園之後,願意成為廉價的勞動力,他們到便利商店或工廠打工,賺取微薄的生活費與消費支出,勞動的背後是雇主的剝削,因為他們屬於非法雇用,雇主以試用期作為藉口,拒絕幫他們辦理保險,他們的身體變成資本主義的生產工具,學生覺得他們在工廠的勞動經驗比在學校的學習得到更多的成就感,殊不知這樣的成就感就是建立在剝削勞動的基礎上,難道國家政府不需要負責嗎?難道這都是家庭與學校的責任嗎?

筆者認為,弱勢教育的問題,應該回到人性化的公共化論述進行討論,而不是在資本主義的架構下思考如何找回中輟學生,另一方面又擔心他們會不會帶走更多的學生,這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保守心態,並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源。西諺云:「成熟的制度是長成的,而不是被製造的。」當前的資本主義已經逐漸暴露出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錯誤選擇,成熟的制度應該是民主的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讓教育逐漸變成優勢階級控制弱勢階級的政治手段,弱勢階級學生無法透過教育找到生存的價值,中輟就是逃離學校最好的方式。社會主義的教育實踐就是教育公共化,教育公共化視教育為國民的基本需求,並保障教育經費的絕對充足,讓弱勢階級得到更多的照顧,實現「沒有落後的小孩」教育理念,並透過民主的機制監督政府教育經費的使用。據此,台灣中輟學生的現象,方有改善與解決的可能性!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研究生,教育公共化連線成員)

 
資料來源: 立報/ 報導日期: 2009-05-05 點閱人次: 6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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