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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五十週年」特輯之一 遺忘和記憶

「五十年」,是兩個世代的「年輪」!五十年前,擂動文革戰鼓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早在北京大學隨著紅色革命風暴,煙消雲散。「破四舊」留下的斑斑血跡,早已被二十年後天安門坦克車輾壓的屍體覆蓋無形。而今天的天安門,依舊「鶯歌燕舞」。北京用血腥的雙手,洗淨「人民英雄紀念牌」血色鉛華,換上了強國的笑臉。

「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 米蘭.昆德拉,《笑忘書》

俯身撥開歷史的塵埃,我們找到了聶元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覆刻真跡。我們用卑微的攝影機,拼湊歷史的碎片,挺身對抗強權,和遺忘鬥爭。

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認為,文革是毛澤東精心策劃,它的發生有一個過程,六零年代初期經歷三年大飢荒,接著毛與國家主席劉少奇產生紛歧,加上北京、清大等高校認為專桉工作組在打壓群眾的革命精神,毛藉機煽動聶元梓等教師抗議校長、在北大食堂張貼「反動大字報」,三個月後,毛自己也在中南海裡搞了個「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被認為是文革爆發的標志性事件。

張博樹提到毛澤東在他的大字報裡強調說:「這樣一種行左實右的作法,他認為的話,恰好證明了,那些睡在我們身邊的中國赫魯曉夫,他們正在搞修正主義,他們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去粉碎這樣一個司令部,毛澤東的話借助於北大的這批大字報的話,開始把文革這樣的主題,也就是要揪黨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這個主題,就把他突顯出來了。」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楊雨亭分析,「大字報」可看作是中共治理下特殊的媒體形式,人民有表達抒發的空間,怎料黨主席藉以作為鬥爭國家主席的工具,紅衛兵也是從大字報起來,後面還有人民日報、文匯報、解放軍報對這些大字報的呼應,可以說如果沒有大字報,文革達不到這個規模。

楊雨亭說:「那我們看到在文革的中期,為了表現對毛主席的忠誠,我們看到有把毛的徽章,這麼大的,別在肉上的,然後下身只穿一條長褲,還有別在額頭上的,血流如註,走在馬路上面,這樣表現對毛的忠誠,那這是另外一種別在肉上的大字報,我可以這樣講。」

作為一個文革的親歷者,曾任職《開放》雜志香港編輯的蔡詠梅,談到文革時她就讀高二,被捲入造反組織,擔任紅衛兵,當時還因為曾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的「召見」,即使那身影只在遠遠的城樓上,她仍激動地感覺到這是她人生重要的時刻。

蔡詠梅提到,當時毛澤東的教育,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就是造反,文革把暴力合法化、甚至美化。她開始對文革感到恐懼,是「紅八月」時期,很多老師、地主、資產階級被屠殺、抄家、剃光頭,家旁的河流每天有跳河自盡的屍體。

蔡詠梅說:「被撈上來了,那個屍體就全身發漲,就有一群人圍著他看,整個場面是怎麼樣的恐怖呢?就沒有一個人發聲,默默地看、看了以後默默地離開。」蔡詠梅還說:「我沒有聽到過一聲哭聲,沒有人哭,就是妳發出哭聲的恐懼都,如果你哭等於是向共產黨抗拒、向他表示挑戰,所以沒有人哭,就這樣的,你被鬥被打這樣的,我覺得當時那種氣候是非常非常壓抑、恐懼到人的骨髓裡面,很恐懼。」

美籍華人評論作家曹長青說:「經過文革那一代的人,包括今天後來的,今天中國發生這個道德的淪喪,和文革很有關係,說文革什麼?無法無天了、沒有任何規矩了、中國傳統文化好的地方全部被糟蹋了,什麼掃四舊、什麼規矩沒有了,人和人之間變成一種野獸之間的關係,孩子怎麼可以揭發父母?學生怎麼可以打老師?甚至把老師殺害,把他心肝肺挖出來、吃掉了、吃人的事情發生,這在中國文革發生啊,所以你說今天道德淪喪、降到很低點,這個假菸、假藥、假酒、假結婚、假文憑,無假不有,他們說中國現在只有一個東西是真的,騙子是真的!」

張博樹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文革課程,九零後對文革的了解多半是空白,或是靠電視劇,但電視劇往往是「玫瑰色的」,與真實差距很大。張博樹感嘆,「個人崇拜」近來又在習近平的身上發生,這是歷史倒退回文革的危險,顯然中國民族始終沒有跨越文革這道關卡,文革的歷史仍然沒有走很遠,甚至距離現在很近。

自由亞洲電台 台北新聞中心製作

撰稿:夏小華 編輯:黃春梅 監製:胡漢強

 
資料來源: 自由亞洲電台/ 報導日期: 2016-05-16 點閱人次: 4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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