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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愛娃:一個當代版的瑞典童話

 伊愛娃在自家樓梯上寫作。

  新年伊始,一家名為“Chin Lit”的出版公司引起了瑞典出版界的關注。這家與“輕文學(Chic Lit)”只有一個字母之差的出版公司,與“中國(China)”也只差一個字母,卻一語雙關地讓讀者聯想到了這家出版公司與中國文學的淵源和它特有的出版風格。

  公司創始人伊愛娃原是一位瑞典駐華文化參贊和童話作家,現在是以向瑞典讀者介紹中國文學為使命的出版人。為了這一使命,她辭去了外交官職位,而且賣掉了上海的住房,回到瑞典白手起家。而她的丈夫———一位來自上海音樂學院的教師,甚至放棄了自己的“職位”來支持她的事業。

  “中國人這麼多,中國有些作家的作品寫得那麼好,但是瑞典人能讀到的中國文學作品卻那麼少。”伊愛娃滿懷遺憾地說起了自己當年做這一選擇的初衷。

  伊愛娃是個童話作家,而一個“瑞典童話作家與中國文學相遇”的故事,就如同與童話一般古典、純粹和美好。

  看,這是她推廣到瑞典的中國文學作品之一:《天使的糧食》,蘇童著——

“我不信,'中國當代文學都是垃圾'?”

  從小生長在瑞典南部一座小城市的伊愛娃,接觸中文的機會並不多。報考大學前,“突然,就像是命中註定一樣,我感到隆德大學東亞部中文系在向我召喚:能學習中文、能去亞洲是多有趣的事啊!”她回憶道。

  隆德大學創辦於十七世紀,是一所世界著名的瑞典大學。伊愛娃在這裡最早接觸到了中文和中國的古典文學。她第一次讀到了《紅樓夢》《水滸傳》等中國古典名著。

  世人公認中文“難學”,她卻從中領悟了中文的獨特魅力。雖然當時隆德大學裡幾乎沒有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但上口語課的老師可是貨真價實的中國老師,這仍然不能使她滿足。

  一年之後,她認為,如果到東方,在一個中文環境中,她的中文水平一定會提高得更快。於是,台灣師範大學的校園裡,多了一個金發碧眼的瑞典女生。

  在台灣師範大學念了兩年後,她又在台灣和瑞典工作過數年。終於,一個全新的機會向她敞開了大門——瑞典駐上海總領事館需要一位懂中文的新聞主管,負責的事務還要涵蓋總領館的文化、教育等工作。這讓她與上海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上海總領館工作的11年裡,她與上海不同階層和行業的人士交往。

  雙休日,伊愛娃或是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或是讀不同作家的中國小說。“那時候,我經常在周末去參加上海人的一些聚會,他們大都是你們說的'老克勒'。記得有位'老克勒'已經95歲了,他是親歷過中國歷史的人,有時會對我說老上海的故事,這讓我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歷史和變化著迷。”

  她還喜歡與上海年輕人聊天:“我想知道,他們將來會如何管理這個國家?”

  上海不僅成為伊愛娃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學的窗口,還成為她尋獲愛情的福地。謝為群,上海音樂學院的一位教師,走進了她的心裡。

  “當時,我任上海音樂學院外辦主任,開展國際音樂文化交流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而當時在瑞典駐滬總領事館工作的伊愛娃正好負責瑞典方與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我們有了接觸,進而有了合作。在愛娃的幫助和牽線下,邀請了瑞典弦樂四重奏到上海音樂學院做訪問演出。還聘請到瑞典著名爵士樂長號演奏家尼爾斯·蘭德格林先生長期擔任上音新開的爵士專業的特聘教授。”謝為群說。

  2010年,伊愛娃被任命為瑞典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赴京走馬上任。然而,一件事改變了伊愛娃的“路線圖”——她在一個電視節目中看到,一個德國漢學家說,“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這讓她十分震驚。

  “我當時想:中國有那麼多人、那麼多作家,他們的作品你都看全了嗎?怎麼能說中國當代作家都是垃圾呢?即使他們中99%是垃圾,那還有1%不是垃圾吧?以中國當代作家群的數量之大,這1%也有不少人吧?你怎麼能把所有的當代中國作家都貶低呢?”伊愛娃說,“這個人的說法促使我開始更多地關注中國當代作家,尤其是70後作家群的作品,我覺得他們寫得很好啊。但是,瑞典的讀者卻看不到。”

  “讓更多的瑞典讀者能看到中國優秀的文學作品”,這個念頭一跳出來,就像《與沙漠巨貓相遇》的“巨無霸葡萄乾”一樣,給了伊愛娃巨大的力量。

伊愛娃找到瑞典出版商,希望他們能出版她推薦、翻譯的中國當代小說,但結果卻令她失望。“有的出版商對我說,我們的選題很豐富啊,我們已經出版了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我問他,是誰的作品?他拿給我一看,是一個生活在美國的華裔作家寫的小說,寫的也不是當代中國的生活。這能代表當代中國作家嗎?”

  中國作家的作品在瑞典出版的非常少。“瑞典的圖書市場中最多的是美國作家的作品,稍後的是挪威、法國的作品等等,還有就是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我曾希望藉助莫言獲諾獎的機會,在瑞典乘勢推出更多的中國作家。但很可惜,因為諾獎每年都有,第二年出版商又去關注新的諾獎得主了。”伊愛娃笑著說,“現在瑞典圖書市場總體趨勢是引進圖書減少,本土作家增加。目前,中國文學作品在瑞典圖書市場所佔的比例還不足千分之一。”

  對所有的圖書出版商而言,“盈利”是天經地義的。推出一個讀者完全陌生的新作家,與推銷一位市場追捧的、已經大名鼎鼎的作家的作品相比,無疑前者的風險要大得多。

  “那這件事就我來做吧。”伊愛娃打定主意,“我自己成立出版公司,自己來翻譯出版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

  “我知道,她在做一件有風險的事情”

  伊愛娃的這個決定是驚人的。

  瑞典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讚的任期滿後,她選擇了自己創辦出版公司。這意味著,她不僅失去了一份固定的外交官薪酬,還失去了瑞典官方提供寓所、僱請保姆的條件,以及支付女兒荔荔在國際學校接受教育所需費用的能力。

  多家瑞典駐滬機構邀請她加盟,卻均被婉辭。她全力以赴地辦起了“Chin Lit”出版公司。

  此前,丈夫謝為群一直非常支持她的事業,甚至為她辭去了上音外辦主任的職位,去當一名授課老師。“生女兒時,我還在上海總領館工作。女兒生下來後,休完產假,白天我去上班,他就在家裡帶女兒;晚上,他帶著女兒開車來接我下班,然後我再將他送到上音學院去上課,我才帶女兒回家。”這段“夫妻接力帶女兒”的辛苦和甜蜜,讓伊愛娃感慨萬千。

  瑞典的“產假”制度與中國不同:嬰兒出生後,夫妻共有15個月的假期。其中母親和父親都必須各休一個月照顧孩子,其餘13個月的假期究竟由父母親誰享受,由夫妻自行決定。因此,瑞典的這個假期不叫“產假”,而叫“親子假”。但如今,謝為群“俯首甘為'妻'子牛”。

  謝為群此舉為上海男人爭了光。伊愛娃告訴記者:“我媽媽對這個中國女婿非常滿意。比如,她覺得我老公是一個對家庭負責任的人,使我們的婚姻性別平等。”

  但這次伊愛娃的決定,卻讓她的上海好男人“忍無可忍”了:為了返回瑞典投資辦“Chin Lit”出版公司,她主張賣掉在上海靜安區的一套房子。這套住房雖非“豪宅”,當初也曾是“外銷房”,品質與位置俱佳。

  “你一定瘋了!”謝為群吃驚地說。

  “你和我這個'瘋子'一起生活才比較有意思!”伊愛娃堅持道,“我不想到我80歲躺在床上的時候後悔:我這一生,原來還有那麼多想做的事情卻沒有做!”

  “他有段時間不理我,”伊愛娃回憶說,“但他對我也沒有辦法,只能把上海的房子賣了跟我去瑞典。當然,有時候我反省自己,覺得我真是個自私的人,為了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不顧及老公的感受和想法。”

 謝為群說,“我知道她在做一件有危險的事情,我必須把這'危險'告訴她。我知道她的選擇都源於她對中國文學的'極端熱愛。”其實,即使是一套上海市中心的外銷房,在他心中的天平上哪能與他的愛和家人相比。

  “我對家的理解是:家不是房屋,不是住所,不是某個地方。家是你的家庭,你的家人。雖然這個家有可能隨著生活的變化而處於流動狀態,但它永遠是你心靈的港灣和精神的歸宿。我愛這個家。所以我願意讓她把房子賣了,跟著她到瑞典去。”已經在地球另一頭的這位“上海好男人”,通過電子郵件告訴記者說。

  其實,這並不僅僅是出於他對妻子的信任和愛,也是出於謝為群自己的“家學淵源”和對文學的敬重。

  謝為群的舅舅陳冠商先生,是世界名著《十字軍騎士》的譯者,還為此獲得過波蘭勳章。這讓謝為群不僅從小喜歡文學,而且喜歡上了文學翻譯。在上音執教時,他就曾編寫過音樂英語類教材。

  這樣一對跨國夫妻,按中國人傳統的評價還真是“天作之合”。

  可是,到底中國文學最打動伊愛娃的是什麼?

  伊愛娃的回答非常坦率:“只能說哪位中國作家或者哪部作品打動了我,而不是某一個語言或地區的文學打動了我。我回答不了為什麼阿乙的《先知》或任曉雯的《我是魚》打動了我。

  可能打動就像愛一樣,你回答不了為什麼你愛一個人,或你面對又美又偉大的大自然而欣喜萬分的時候,感覺人很渺小,自己的麻煩問題更渺小一樣;或要解釋你為什麼愛上你面前的讓你心臟猛跳的人一樣。你解釋不出來,一旦要開口,你選擇的詞沒有一個能夠涵蓋你的感覺。

  有點像某人或某事情'彈撥我靈魂的琴弦',使我笑、哭、思考等等。長話短說,某些文學打動人,不是因為語言或國家,而是你正好碰到一個能打動你心的人或書,只能謝天謝地。

“為書展,累得站著切菜都睡著了”

  中國當代作家燦若群星,伊愛娃是如何從中篩選要翻譯推薦給瑞典讀者的中國文學作品呢?

  “中國作家寫短篇和中篇小說比較厲害,正好也是一個能比較快的把不同中國作家介紹給瑞典讀者的機會。”伊愛娃說。

  “其實,我非常喜歡莫言的《檀香刑》,但是我要把它翻譯成瑞典文幾乎不可能。因為要幫助瑞典讀者看懂《檀香刑》,我必須要加上一千多條註釋。這對瑞典讀者的閱讀增加了不少難度,他會覺得自己不是在讀小說,而是在讀學術論文。”

  伊愛娃翻譯出版中國文學作品的思路是:從中短篇小說入手,能讓瑞典讀者盡快地欣賞到不同風格的中國作家的優秀作品。

  為此,她經常參加北京和上海的文學活動,認識不同的年輕作家。“我有時很衝動,一看這本書的封面很有特色,就買了。”

  “伊愛娃做事非常規範,她和中國作家的合作,總是先把版權協議簽好。她自己也許沒有什麼盈利,但中國作家的權益絕對是保障的。”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版權產業促進處處長陳琳琳告訴記者。

  70後作家阿乙評價伊愛娃說,“她是那種即使犧牲了自身的利益也要去追求自己興趣的人,這樣的人必定是個不精於計算的人。所以,我說她是個非常好的人。一般人怎麼可能捨棄外交官的職務呢?這對入駐國和派遣國都是非常體面的、高尚的職務,但為了我們中國作家,她做出了常人做不到的選擇。”

  “伊愛娃致力於向瑞典讀者推薦我們70後作家,是要冒很大的商業風險的。”畢業於復旦的年輕女作家任曉雯,是在一次文學活動上與伊愛娃相識的。她說,“我聽說她把上海的房子都賣了,然後回瑞典租房子住,一家三口,還有一隻狗、一隻貓,就擠在一個35平米的小房子裡。這在今天,一般人哪會做這種事?我真的很感謝她!伊愛娃完全是為了讓世界更多的了解我們中國作家,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自己可以拿多少稿費或者版稅。”

  年輕的畫家許玉安為伊愛娃瑞典文的《我是魚》和《看的恐懼》畫過封面,並出版過《老鼠嫁女》繪本。她與伊愛娃的合作有段時間曾遭遇困難,主要是有關部門遲遲不做回應。“遇到困難時,我們都很焦慮,她會動足腦筋想辦法解決問題,這件事讓我覺得伊愛娃是個特別真誠的人。”

  “我覺得她還特別重視新書的配圖者。國內有的出版社是只重視作家、不重視畫家的。有時一本新書出來了,原創的作家和配圖的畫家之間可能都沒有見過面、說過話。”許玉安說。

  為了讓她充分理解作品的意義、畫好封面,伊愛娃總是會將書的中文原著帶來,讓她讀完原著後再構思封面。“有一次,我打開她的一本中文版書,只見書上密密麻麻地用瑞典文標註著,可見她是非常專注和細緻的人,讓我肅然起敬。”

  充滿中國剪紙、皮影風格的《老鼠嫁女》,去年也被伊愛娃譯成瑞典文後出版了。“伊愛娃怎麼會看上這個中國民間故事的?”許玉安說,“也可能是'老鼠爸爸把女兒嫁給了貓'這個不同尋常的開放性結尾吧。伊愛娃覺得,瑞典人也一定會喜歡這個不同於迪斯尼'米老鼠'的故事。”

為了讓瑞典讀者讀到最好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伊愛娃約請了她認為最適合翻譯中國當代作品的瑞典譯者:首先,他們的母語必須是瑞典語;其次,他們還應該在中國生活過,並且剛剛離開中國;最後,也許和第一條一樣重要的是,他們還必須熱愛中國文學。

  “每個人都從短篇開始翻譯,我負責最後的校對,看他翻譯得對不對。”伊愛娃說。

  “要閱讀、選作品、簽合同、自己翻譯或請人翻譯。如果請人翻譯要校對,還要請編輯最後過瑞典語作品的語言,我認為這非常重要,我對resu1t(結果)要求比較高,不能有任何錯別字。另外封面要設計,上市後要宣傳。”伊愛娃回首匆匆而過的2015年。

  2015年,伊愛娃的“Chin Lit”出版成果喜人:《我是魚》(任曉雯)、《開門》(娜彧)、《先知》(阿乙)、《天使的糧食》(蘇童)、《看的恐懼》(韓松)、《我們都是長痔瘡的人》(趙志明)、《花生米樣的屁》(王曉明)、《老鼠嫁女》(魯風文/許玉安畫)等,先後問世。

 去年年底,為了參與北歐最大的國際書展———2015年哥德堡國際書展,事無鉅細都要操心的伊愛娃,竟然累得“站著切菜都睡著了”。

  但是,辦出版社能在瑞典把房子買回來嗎?謝為群笑著說:“不要說買房子了,就是工作用的複印機的錢還沒賺回來呢。這次去哥德堡國際書展參展,酒店食宿、租展位、布展、廣告印刷、資料印刷、所有短篇單冊印刷、倉庫租位存放印刷圖書等全都用的是俺家'過冬的錢'。出版公司現在才剛剛起步,還沒有開始賺錢。”

  但這位上海好男人總結說:“太太做這件事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她選擇做了一件她自己喜歡做的事。這一點對一個人的短暫人生而言,很重要!”

  新年伊始,伊愛娃已經有了她的計劃:“今年我要考慮其他推廣方式,這大概是2016年最重要的一個新任務吧。雖然慢,雖然累,還是會很開心地做,因為我真的想跟不會中文的讀者分享我喜歡的中國文學作品。”

  “我希望將來有一天,中國作家的作品能和世界上別的國家的作家作品在一起,讓瑞典的讀者隨時可以讀到。瑞典的讀者可以通過文學來感受和認識中國。我還期待著這樣的日子,那就是瑞典的讀者在等待我出的下一本新書。”

  這是伊愛娃的新年祈願。她為我們見證:其實,很多美好的童話,生活裡“真的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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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搜狐/ 報導日期: 2016-01-26 點閱人次: 2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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