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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西街二十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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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人多菜就香」,那時大家喜歡到我家湊合著做菜,每次毛蟲來,都指定要我做回鍋肉。這些年來很多朋友都有了家,聚會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了,但大家都忘不了毛蟲,這實在是因為他是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佐料,沒有他生活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這是第二次大戰後,也是赫魯雪夫解凍政策產生作用的一種現象。一九五七年蘇聯作家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獲頒諾貝爾文學獎,雖然不准出國領獎,但透過各種譯本,《齊瓦哥醫生》的憂鬱情調卻給人許多新的感受:一種新專制主義下的無可奈何,一種找不到出路的四顧茫然,一股甚至於比柴可夫斯基更悲愴的悲愴。這不僅是蘇聯的產物,也是韓戰、越戰之後整個世界所顯示的沉悶,「世界往何處去?」「人類到底是什麼樣子?」的詰問於是就在人們的心靈中反覆起伏。

苦悶社會情境

透過志文書局「新潮文庫」一系列有計劃的知識性出版品,青年學子們開始接觸、生吞活剝、一知半解地由舊寫實主義轉向紀德、海明威、卡繆,再轉向齊克果或者再往上找到尼采和叔本華,用這些充滿存在主義思想的文學和哲學作品來解釋自己的處境和未來。那個時代青年作家的心情瀰漫著灰暗的、陰沉的情調,形成一種普遍的苦悶。大致說來,在那之前的幾十年中,因為受到戰爭和現實體制的影響,在認識事物、思考事物的觀念上都承受了過多因襲的觀念,承受了過多的約束,於是在與事物、與人,甚至與自己之間的認識上都隔了一層,這種舊式的感覺生活久而久之成為某種教條和束縛,無法發揮個人對事物真實的了解,不免顯得僵硬和虛偽,其最終的目的其實就是尋求真實的自我。

有人說二次大戰後的現代主義只不過是資本主義影響下產生的逃避主義,這並非是事實。相反地,在集體主義長期的的支配下,現代主義是一種解放,讓人能夠重新認識自己的感覺,發現自己的感覺,欣賞自己的感覺,這樣才能使個人在個別的體認下,有了新的發現。感覺不是別人強加予自己的,這才是屬於個人的自由主義。

「尋根」的企望

這種解放如香港藝術家呂壽琨所說,屬於絕對的自我。然而,「屬於絕對自我的解放」有時也會為作者本身帶來很大的困境。自我傾訴變成任意的宣洩,成為只有作者自己才了解的語言。說它是啞謎,也不是啞謎。說它是哲學,也不是哲學。甚至於到了極端生澀的地步。這就是當時詩壇、文壇為「艱澀」二字爭辯不休的原因所在。王國維說過:「人與藝術文學的作用,在於隔與不隔」,當時某些新興的號稱現代主義的作品,便普遍的與自己生存的社會隔離開來,使得自己心靈陷入另一個型式的滯悶。而當時的台灣由於經濟的開始成長,舞廳、歌廳等庸俗的小市民物質慾求也普遍瀰漫開來,青年知識份子在心靈的追求上求上不得,求下不能,這種情況下,婚姻和家庭就成為人們最大的定點。

陳映真事件發生之後,在我決定結婚的時候,對於現實的處境,對於未來,心靈其實背負著很大的迷茫,希求在自己築起的家庭的樂園中得到安慰和休息。這是我接辦《筆匯》雜誌以來第一次在身心上感到倦怠,類似的倦怠感也出現在朋友們的身上,大家都有一種「尋根」的企望,想透過現實、透過歷史、透過人類的災難為眼前的世界尋求一條出路,雖然這條道路艱辛而且迷茫。

3

初中時我讀過一九三○年代出版、胡風翻譯的《山靈》,這本舊書是日據時期台灣和朝鮮的文學選集。其中,楊逵的〈送報伕〉和呂赫若的〈牛車〉給我很大的刺激。有一天李南衡來了,我從書櫃裡拿出這本書和他討論,他不僅對台灣文學史的作家作品非常熟悉,而且對還活在世上的老作家做過很詳細的訪談,與他的談話裡,我得知葉榮鐘等人的風采,他更帶我去台北市廣州街的一條陋巷拜見病弱的王詩琅老先生。他說有機會一定想辦法蒐集出版他們的作品,這就是日後他以明潭出版社印行五大冊《台灣文學選集》的源頭。

說起李南衡,很多人大概都忘記他了,但那時他可是很風光的人物。他大學讀東海,笑口常開,幾乎不知世間有什麼不快樂的事。當時,聯合報副刊每週選刊一幅外國漫畫,主要人物的名字叫「哈老哥」,跟李南衡非常相似。所以在東海大學大家就把哈老哥這個綽號贈送給他。李南衡與人相處和諧,抬摃時常罵人「臭屁、臭屁」,他笑人家膽小的人為毛蟲。後來大家約定把毛蟲這個名字轉贈給他。於是,從東海大學傳播出來,年輕的文化界、知識界幾乎人人都知道毛蟲其人。直到今天,我們這批老朋友還是這樣尊稱他。

李南衡的軼事

毛蟲之所以為人所知者。在當時,他是廣告界的前輩。那時台灣經濟剛要起飛,大學中新銳的份子大都在廣告界工作,他們首創辦了一個刊物叫《設計家》。郭承豐、黃華成、黃春明是其中為人所熟知的幾位,而毛蟲創辦的一份兒童雜誌,更是當時的一件大事。

那個時候正是留學生(特別是留美學生)在思考出走與回歸的問題,也是小說家於梨華筆下〈大衛的旅程〉到《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的歷程。於是,留學界醞釀如何改進台灣現實和教育下一代的問題。林孝信等人在海外籌募《科學月刊》和王渝、夏沛然等人籌募兒童刊物的基金,就是如此產生的。然而李南衡在島內發行兒童雜誌,卻比他們更早一步。這是我所看過最好的兒童讀物,可惜今天要找到這份刊物卻是非常困難,原因是這個雜誌虧空得非常嚴重,動搖了他們家族的經濟基礎,在層層責罵之下,毛蟲只好成天流浪街頭,成綑成綑的書刊遭到怎樣的下場也就不為人知了。多少年來每次向毛蟲問起,他一直是苦澀的笑臉連連咕囔:「漏氣、漏氣」,怕人去揭他的瘡疤。這份雜誌的封面、插圖及版面設計出自趙國宗的手筆,天真燦爛又充滿鄉土風味,不知在國宗手邊是否還保存著這份舊雜誌?

人一多菜就香

俗話說「人多菜就香」,那時大家喜歡到我家湊合著做菜,每次毛蟲來,都指定要我做回鍋肉。我的手藝沒有別的,只是偷學了商禽的兩套本領,上好的辣豆瓣醬加上半瓶酒釀,每次一大鍋熱呼呼地端上桌,不到半小時就被毛蟲狼吞虎嚥下去,至於他到底是食而知其味或者食而不知其味,那就不得而知了。這種「家」的感覺大概觸發了毛蟲結婚的念頭,有一天,他跑來告訴大家,有一個朋友要為他辦一次相親大典,於是大家就湊合著為他做各式各樣的準備。其中最重要的一點,笑的時候要嚴肅一點,不要輕浮。相親那天大家都在我家等候消息,誰知他一進門,就露出失望的眼神,直說:「不行不行」然後說:「如果真的要我選,我寧願選那位陪著來的那位小姐。」他既然如此深情,大家便鼓勵他另闢戰場。結果不負眾望,半年後這位小姐就成了毛夫人,大家都尊稱「毛大嫂」。他們連續生下三個小毛蟲。

這些年來很多朋友都有了家,聚會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了,但大家都忘不了毛蟲。這實在是因為他是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佐料,沒有他生活總覺得少了點什麼。毛蟲很少表示他要當作家的意願,也不擺文人的架式,但他客串翻譯的作品,如瑞典導演英格瑪.柏格曼原著的《野草莓》、美國劇作家阿爾比的《動物園的故事》以及一部賺人眼淚的越戰《兒童詩選》,不僅給予當時的青年作家們很多啟示,也使人在人生的況味中多了深一層的思考。毛蟲給人的印象雖然是一副哈老哥的樣子,但他對我們的社會的現象卻有著很冷靜的認識。他曾經寫過一系列的小說「MADE IN TAIWAN」,雖然朋友們叫好,但他一直沒有拿出來出版。幾年前,他的女兒問起他爸爸寫小說的事,我就問她:「妳可知道妳爸爸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她立刻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毛蟲!」然後笑得半天直不起腰來。

誰想到此公在花甲之齡,竟然考進師大台灣文學研究所進修,弄得學校秩序大亂,不知誰是老師,誰是學生。所以,他拿到碩士學位以後,沒有一個博士班敢再收他。

4

既然日子滿帶著憂鬱和徬徨,很多事便只能命定式地等待奇蹟出現。因此,《劇場雜誌》主導演出貝克特的《等待果陀》便有了更嚴肅的意義:人們企求的親情、愛情、婚姻飄浮不定,從而產生無限的虛無感。朋友間經常出現這種無可奈何的現象,《等待果陀》到底是喜劇還是悲劇,就更加難以分辨了。

約瑟芬的遭遇

毛蟲辦兒童雜誌的日子,除了常在寧波西街二十六號走動以外,另外一個主要的活動地點是德惠街一位洪小姐的住家。這位洪小姐和毛蟲原是格蘭廣告公司的同事,暫時住在德惠街總統大飯店旁她舅舅一棟等待拆除重建的小洋房。洪小姐名瑞英,靜宜英專畢業,英文說得非常流利,認識她的人大都用英文稱她「約瑟芬」。她家的客廳那個時候就被拿來當作兒童雜誌的辦公室,趙國宗把客廳牆壁四周畫得五顏六色,到了那裡,誰的心靈都會自然得到解放。因為毛蟲的關係,我和他們熟悉起來。洪小姐是一位從容自在的女性,我根據拿破崙和約瑟芬的愛情故事稱她「皇后」,她也欣然接受。

洪小姐有一位熟悉的男性友人是美國駐台的外交官,年輕瀟灑,大家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什麼,因為留著小鬍子,就直稱「小鬍子」而不名。他說他和陳映真有過多次的交往,但並不熟識,就繞著圈子向我們打探有關陳映真的事物,甚至在陳案判決以後,還一直保持著關切的態度,他最關心的一點,便是陳映真是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其實,一九六七年到台北美國大使館抗議的五二四事件,陳映真已經被人拍下撕毀美國國旗的照片。小鬍子與我們周旋了半年並沒有得到什麼新的情報,就和一位漂亮的電台小姐結婚離開了台灣。(2)

 
資料來源: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D4版 報導日期: 2016-01-26 點閱人次: 35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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