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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應該如何理解和處理孩子的焦慮?

諾亞•穆斯勒第一次參加州級標準化考試是在賓夕法尼亞州哮泉市的泉灣(Spring Cove)小學,當時他在讀三年級。他的媽媽凱瑟琳•穆斯勒說那是一次痛苦的經歷。在資優班裡,他是個優秀的學生。但是穆斯勒說:“在考試的前一晚他在我的懷裡邊哭邊說:'媽媽,我還沒準備好。有些要考的內容是沒教過的。'”


四年級時,他在考試前的一整個星期裡都坐立不安。 “這種不安體現在生理上,”他的媽媽說,“他會頭疼和胃疼,跟我說不想去上學。”諾亞的睡眠也不好,他在床上輾轉反側一個小時之後會溜到樓下,讓媽媽躺在他旁邊,直到他睡著。

五年級時,這種焦慮已經延長到了考試前的一整個月。 “甚至在考完試之後,他都無法放鬆。他還會思考那些他擔心做錯了的題。”穆斯勒說。

所以今年,穆斯勒通過“宗教和倫理”豁免,讓諾亞脫離了賓夕法尼亞州的學校評估體系。光是得知3月份不用參加考試這一點,就已經讓諾亞在上學時狀態更好。

“他現在沒有壓力了,”他的媽媽說道。當他不能立刻掌握一個概念時,他可以毫不畏懼地說出來了。 “他又對科學和數學課充滿期待了,”穆斯勒說,“他想成為一名化學或核工程師。”

穆斯勒理解諾亞的痛苦;其實更讓她費解的是另一個兒子雅各布。

雅各布讀八年級(相當於中國的初二——譯註),對於同樣的考試卻完全不覺得緊張。他雖然也在資優班裡,但這帶給他的是自信而不是恐懼。 “你會覺得他毫不在乎,”穆斯勒對此感到驚訝,“而諾亞既恐慌又緊張。”不過,為了讓兩兄弟一致,她也會讓雅各布免除考試。

應付重大考試的壓力從未如此強大,也從沒有對一個孩子未來的學業意味著這麼多。隨著越來越多的學區追求“成績責任制”(accountability),標準化考試的數量激增。面對大學入學的成就測試時的壓力正逐級向下滲透,所以就連三年級的學生都感覺自己在受到考驗。學生們也體會到了功課並不重要,標準化考試才是更真實的衡量。當然,你完成了家庭作業,也寫了一篇很棒的歷史報告——但是只有考試才能說明你真正有多聰明。評論家們指出這種應試教育催生出了睡眠不足、勞累過度、境遇悲慘的孩子們。

但是有些孩子的確在競爭和壓力環境下發揮得更好。為什麼雅各布能夠承受壓力,但諾亞卻做不到?這種差異會使我們如何看待重大考試?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以及一項來自台灣的開拓性研究——已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

和任何形式的人類行為一樣,我們對於競爭壓力的反應是一系列複雜因素影響的結果——我們的成長環境、技能和經歷,以及我們在胚胎期就形成的荷爾蒙。還有一個遺傳因素——一個叫作COMT的特殊基因,能從很大程度上解釋為什麼有的孩子總是憂心忡忡,有的孩子表現鎮定,借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遺傳學家大衛•高曼(David Goldman)那句經典的描述,一些更容易成為“憂士”(worrier),而另一些更像是“勇士”(warrior)。

《怪物史萊克》的“勇士”史萊克和“憂士”Donkey

理解孩子們的焦慮傾向以及如何處理,就能夠幫助他們克服。焦慮比我們假設的更加複雜,也比我們想像中更容易掌控。和長期的焦慮不同,短期焦慮其實有助於人們的表現,而且如果這樣看待的話,就可以改變它的效應。即使對於那些從遺傳角度容易焦慮的人來說,解決的辦法不一定是減少競爭——而是增加競爭。不過要用正確的方式。

在台灣,每年5月有超過20萬的九年級學生要參加“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這不是一次普通的考試,這個分數將決定學生會被哪所高中錄取——或者能不能入讀高中。只有39%的學生能過關,剩下的就只能去職業學校或後備的私立學校。從本質上來說,這次考試決定著台灣學生的未來。

考試的難度超乎想像;多項選擇題涵蓋了化學、物理、高等代數和幾何學,而且考試要持續兩天。 “很多學生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上補習班,學習要考的各類科目,”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的主任張俊彥表示,“只是一兩個百分點的差距就能讓你從本區排名第一的高中落到第三名或第四名的學校。”

換句話說,這個考試對於研究“遺傳學對高風險競爭的影響”是一個完美的、現實世界的實驗。張俊彥和他的研究團隊從最近在台灣三個地區參加了基本學力測驗的779名學生中提取了血液樣本,並把每個學生的基因型和測試成績進行了配對。

研究者們感興趣的是一個單個基因——COMT基因。這種基因帶有一種?的彙編代碼,而這種?會清除大腦前額皮質的多巴胺。前額皮質是主管我們做計劃、做決定、期待未來的結果,以及解決衝突的區域。

“多巴胺會改變神經元的觸發率,像渦輪增壓器一樣使大腦加速運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和神經科學副教授西爾維婭•邦吉(Silvia Bunge)指出。當多巴胺處於一個理想水平,我們的大腦會達到最佳的工作狀態。太多或太少都不行。 COMT?是通過移除多巴胺來調節神經活動和保持大腦的功能的。

不過問題在於:有兩類不同的基因,一類能夠構建出緩慢移除多巴胺的?,而另一類構建的是快速清除多巴胺的?。我們都帶有這兩類基因之一,或者是兩類基因的組合。

在實驗室實驗中,受試者被安排完成一系列認知任務——計算機字謎和遊戲,以及一部分智商測試——研究者們一致發現,在正常條件下,那些“慢作用?”具有認知優勢。它們有優秀的執行功能以及該功能所需要的一切“能力”:它們能夠推論、解決問題、編排複雜的思維,以及更好地預見後果。它們更加專注。這種優勢會隨著受教育的年數增加而增長。

而擁有另一類基因的人的大腦就相對比較懶散。快速行動的?移除了過多的多巴胺,導致多巴胺的整體水平很低。大腦的前額皮質也就停止工作了。

就這方面來說,擁有動作緩慢的?聽起來更好。不過有得也有失,因為這些“慢作用?”會被壓力觸發。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這種?具有一種認知優勢。但處在壓力之下時,這一優勢就會消失甚至逆轉。

“壓力會和多巴胺一起衝擊前額皮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發展認知神經科學的教授阿黛爾•黛蒙德(Adele Diamond)指出。一些多巴胺的衝擊通常是好的,但是隨壓力一起而來的大量多巴胺對於那些擁有“慢作用?”的人來說就太多了,因為這些?無法快速移除多巴胺。 “這很像用過多的汽油衝擊機車引擎,前額葉皮層功能就退化了,”黛蒙德說。

有其他研究表明,擁有“慢作用?”的人的平均智商更高。一個針對北京小學生的研究計算出這個差值約為10個點。但是尚不清楚如果在實驗室環境以外的壓力之下,他們的認知優勢還是否存在。

台灣的研究是首個在高風險的、現實世界的環境下觀察COMT基因的研究。智商優勢是否會保持,還是壓力會破壞表現?
結果是後者。擁有“慢作用?”的台灣學生在國考[微博]中失利。他們的分數比那些擁有“快作用?”的學生的分數平均低8%。就好像平時的一等生和二等生在考試時對調了角色。

“我並不反對壓力。實際上,壓力對一些人來說是好的,”張俊彥認為,“但是這對那些較易受到壓力影響的人更加不利。”

到2014年,隨著台灣將實行12年的義務教育制度,該地將不再要求所有的學生參加基本學力測試。這項製度將不再淘汰學生,而是把他們都留在學校。但是學業優異的學生仍將參加某種入學考試。那些最拔尖的學生仍會感到壓力,需要再次指出的是,這種壓力會傷害到一些人,但也會幫助到另一些人。

“平時表現優異的人,在壓力環境下不一定同樣出色,”黛蒙德說,天生具有“快作用?”的人“實際上在壓力下才能發揮最佳水平”。對於他們來說,日常環境太平庸了,不足以使他們興奮到能激發大腦的敏銳性。他們得益於激增的多巴胺——它提升到了理想水平。他們就像是在危機中突然從電話亭裡出現的超人;他們的專注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了。
 
資料來源: 新浪/ 報導日期: 2014-01-12 點閱人次: 26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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