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sti
travesti
travesti
江勇振:民國熱是股翻案風是對醜化民國的回擊
圖

江勇振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學歷史系教授。

  “胡適有開山有功,
  但留下太多未竟之業”
晶報:您這本《日正當中》從胡適進入北京大學寫起,講述了這個留學生歸國後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巔峰十年,是否可以說1917年至1927年這十年,是胡適一生最重要的十年?
江勇振:《日正當中》,顧名思義,分析的確實是胡適如日中天的十年。然而,這所指的,是胡適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這是胡適奠定他學術界權威、文化霸權以及思想界龍頭地位的關鍵階段。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從那以後胡適的巔峰地位就開始傾頹。事實上,在學術思想界的地位上,胡適還會在1930年代從權威更上一層樓達到“祭酒”的地位。在輿論界,胡適也更進一步成為“近代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第一人”。然而,胡適是一個多方面的人物。他不只是一個學者、思想家、公共知識分子,他還是世界級的人物。他在1938年到1942年,是中國駐美的大使。 1917年至1927年就胡適在近代中國思想史地位而言,是他一生的日正當中。可是,等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大使以後,他等於是躍上了國際外交的舞台,與美國及世界各國王公、總統、公卿往來酬酢。而且,那也是他密集取得榮譽博士學位的階段。因此,在胡適一生學術思想的“日正當中”以後,還會在他出任大使階段進入另外一個高潮。
晶報:您在書中說“歸國十年,胡適在文化的戰場上所向披靡,戰無不勝。”並用幾章來全面考察胡適在這十年裡的學術成績。我們知道胡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雖然只有上部,但在20世紀初獨領風騷,締造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新典範。而在“紅學”方面,胡的《紅樓夢考證》也是“紅學”研究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不過,此後胡適的學術成就就暗淡了,您認為這是時事所造還是他的興趣轉移?
江勇振:在學術上,胡適所扮演的角色是開山者。用今天流行的時髦話來說,就是“典範”的創造者。這點,胡適自己非常清楚。他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裡,對他自己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作瞭如下的論定:“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就像你所說的,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也是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支配了《紅樓夢》研究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換句話說,也是一個新“典範”的開山之作。
胡適開山有功,但留下太多未竟之業。我認為你說的很有道理,這是時事所造的,也是他興趣轉移的結果。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我在一篇文章裡說胡適畢生堅持他科學實證的精神;他不能在還沒有作校勘、訓詁、辨偽的工作之前,就去作綜合、解釋的工作。套用余英時的話來說,沒有先經過“小心的求證”,胡適就沒有辦法推出他“大膽的假設”;但這是他實證主義的盲點,完全不是杜威實驗主義的論點。如果胡適學術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中國的考證學,那是因為中國傳統所留下來的東西,都必須要先由他親自“下死工夫去研究”,實證地去重新整理過,然後再“從死工夫里求出活見解來。”胡適注定沒有寫出他發願要藏諸名山的中國思想史,我們可以想像他晚年的擲筆之嘆:“予不得已也!”
晶報:您提出了“胡適說過就算主義??”,這幾年胡適確實因為“民國熱”而被神化,聖化了。我特別喜歡您在前言裡說的那段話—“如果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的話,那未來的中國就要回到19、20世紀之交。這是科幻小說裡時光隧道思古的幽情,不屬於嚴肅思考中國的現在與未來的範疇。”那麼,在您看來,擁有“維多利亞後期思維”的胡適對中國的現在與未來又有著怎樣的價值與意義?
江勇振:當代中國的“民國熱”,以及對“民國”的神話化是不難理解的。除了懷舊的心理以外,那是對以往翻天覆地的政治社會運動、以及全面醜化民國的反動力。 “民國熱”的社會意義,就彷如社會集體的卡拉OK。對所謂的“民國范兒”的想像、“再創造”、懷舊、跟卡拉OK所釀造的那種讓人可以寄情投射的郎情妹意,豈不有異曲同工之妙嗎?從某個角度來說,胡適熱當然也是“民國熱”的一部分。胡適是一個從前被鬥垮鬥臭的人。 “民國熱”既然是一股感性的翻案風,胡適自然是隨之而上的。然而,胡適有其更熱切與迫切的象徵意義。這是因為胡適已經變成了一個改革開放的象徵符號。從這個角度來說,胡適不但具有懷舊的意義,他還具有面向未來的意義。所謂“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的說法,固然看似匪夷所思,但如果我們把它放在這個脈絡下來理解,就不足為奇了。
胡適那“維多利亞後期的思維”已經是一去而不復返的了。中國不會回頭去走胡適走過的老路,或者去走他希冀當時的中國會去走的路。就像非洲的許多國家,從原來連電話都沒有的情況之下,一躍而進入使用手機的社會,中國的發展也將是跳躍性的。其實,我1990年代初第一次到中國去的時候,有幾家人有電話?然而,北京的少年男女已經流行使用那小不點兒的BP機了。當時,在美國祇有醫生會隨身帶著BP機。再一轉瞬間,大哥大的時代已經來臨。這些歷史,對今天的手機族來說,簡直就是史前歷史。然而,這才是二十年前的事呢!從只有幾家有電話、到BP機、到大哥大、到手機,這種跳躍性的發展,就像徵著中國走向未來的彈道。胡適的理想當然具有當代與未來的意義。但這就像是說孔子、蘇格拉底的思想永遠會具有當代與未來的意義一樣。可是,我們能想像會有人說:“21世紀會是孔子和蘇格拉底的世紀”嗎?
  研究胡適“材料固然重要,
  新觀點才是關鍵”
晶報:您說要研究胡適一定要“假設胡適的假設,求證胡適的求證”,這話說來容易,但實際上除了比胡適還要大膽和小心外,還要通過大量的閱讀—不僅要閱讀胡適的文本,還要閱讀那些影響過胡適的文本。
江勇振:作研究的樂趣,是只有曾經真正倘佯於其中的人才能體會的。在研究當中所得到的樂趣,可以使有些人根本就不願意從其中走出來,即使書寫不出來都在所不惜。我說研究胡適要先打破“胡適說過就算主義??”。這其實只是現代學術研究的第一步。任何嚴肅的學術研究,都是從這一步開始的。誠然,要閱讀胡適自己寫的文章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遑論還需要閱讀影響過胡適的文章。然而,研究胡適的樂趣也就在於此。先說檔案。倘佯於檔案之中,那種與古人同遊所興起之思古之幽情固不待言。我覺得能在檔案裡發現具有關鍵性的信或文件的喜悅,恐怕連人家中彩的喜悅都不及其萬一。這種喜悅,我在北京的“胡適檔案”以及美國的檔案館都經歷過數次。閱讀的樂趣也同樣是無窮的。胡適的藏書,現在已經再度匯集,收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北大文庫。我們可以想像翻閱胡適曾經讀過的書,看他所畫的線、所作的眉批,那種如
同穿過時光隧道與胡適同遊的感覺是難以用文字來形容的。即使是閱讀不是胡適自己所擁有、但他曾經讀過的書,也同樣是一種樂趣。我2011年秋天開始寫作《日正當中》的時候,隔壁辦公室教德國史的同事看見我上個月才讀了約翰·穆勒的《論自由》,後來卻又開始一本一本地讀英譯本的易卜生戲劇,她笑我說,你怎麼可能盡讀胡適所讀過的書呢!她替我擔心的,是我會掉進因為研究樂在其中,結果卻不知道要出來的無底洞。我告訴她說,我不可能盡讀胡適讀過的書,但是,我必須盡量去讀所有對胡適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書。
晶報:在您眼中,胡適是怎麼從佈滿歷史塵埃的材料中活生生地走出來的?
  江勇振: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適在1921、1922年之間,讀了李慈銘的日記以後有感地寫下了好幾首詩。其中一首說:“五十一本日記,寫出先生性情;還替那個時代,留下片面寫生。”這是我寫《舍我其誰:胡適》給我自己的期許。作到多少,當然有待學者方家批評。有些讀者說我找到了許多新材料。其實,材料固然重要,新觀點才是關鍵。只有新觀點才能賦新意予舊材新料。而如何才能賦舊材新料以新意呢?唯一的法門就是吸收新的理論。理論的好處,就在於它提供我們新的角度和視野來看問題和詮釋材料。材料就像礦物一樣,端賴採礦者者點石成金。材料自己不會說話,理論是能讓材料生意盎然的點金術。我這些年來,得益於理論的閱讀與涉獵,也樂在其中。
晶報:除了文本材料外,您有採訪過一些與胡適有過交集的當事人嗎?
江勇振:在胡適研究這個領域裡,我是一個後進者。因為如此,當我開始研究胡適的時候,已經沒有多少胡適同時代的人物可以訪問了。我倒是在出版《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的前夕,有幸得到胡祖望(胡適之子)夫人曾淑昭女士的首肯,到她府上去訪問了她。曾女士身體健朗、腦筋敏銳、談鋒健勝。我訪問了她兩天的時間。第一天,她親手作了美味可口的中餐給我吃。另外一天,她請我到附近一間雅緻的中餐廳午餐。我感謝曾女士讓我有機會去訪問她,讓我對她、對胡適與江冬秀的為人處世都有了更深的體認。
  對比師徒:杜威是實用主義,
  胡適是民主精英主義
晶報:在杜威看來,“民治”是“民有”與“民享”的先決條件,而在胡適眼裡,“民治”只不過是“手段”,無關宏旨,“民享”才是民主制度之鵠的。在這個極重要的問題上,這對師徒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江勇振:自由主義是一個空泛的名詞。稱胡適為自由主義者,就彷佛是說胡適是一個中國人一樣,沒有什麼詮釋的意義。更有甚者,說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套上了這個標籤,會讓人誤以為那已經就是答案。我們必須要問胡適是在什麼意義下的自由主義者。我們更必須要問以杜威的弟子自居的胡適,究竟是如何詮釋、挪用、或誤用杜威的自由主義?這就是我在書中所處理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從杜威的角度來看,“民治”絕對不能只是“手段”。對他而言,“民治”是“民有”與“民享”不可妥協的先決條件。杜威民主理念的可貴,在於他堅持民主不只是一個政治的概念,它還是一個社會的概念,同時還更是一個道德的概念。所以他才會說:“民主就意味著人格既是最先也是最終的目的……它意味著說,不管一個人是多麼的猥瑣、孱弱,他的人格不能是由人家給予他的,不管那個人有多睿智或多偉健。”
與杜威形成對比的,是胡適的民主精英主義。他說:“無論在共產製或私產製之下,有天才的人總是要努力向上走的……至於大多數的凡民,他們的不向上、不努力、不長進,真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這些“大多數的凡民”,胡適後來乾脆以“阿斗”來稱之。他說:“民主國家的阿斗在選舉的時候不但可以畫'諾',也可以畫'No';平時不關心政治,選舉的時候才做個'臨時的諸葛亮'。”我們知道阿斗是一個極其看不起人的稱呼。我們要注意胡適在這裡說阿斗可以當“臨時的諸葛亮”。俗話說:“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可是絕對不會說“三個阿斗,賽過一個諸葛亮”。這是因為阿斗是一個完全沒用的人。就是一百個阿斗也永遠賽不過一個諸葛亮。胡適讓“阿斗”在投票的時候噹噹“臨時的諸葛亮”,因為在他的民主精英主義之下,治國不是阿斗的事,他們只要“民有”與“民享”就可以了。
晶報:是否能說胡適比他的老師還要實用主義呢?
江勇振:如果這個“實用主義”指的是杜威的“實用主義”,那當然是對杜威實用主義的誤解。我在書中已經強調杜威的“實用”不是“效用”的意思。如果這個“實用主義”指的是“可用就好主義”,那就要看我們所追求的是什麼。如果我們認定“民有”與“民享”是鵠的,“民治”與否無關宏旨,則開明專制恐怕比民主還更有效率。然而,如果我們服膺杜威的民主政治哲學,則沒有“民治”,“民有”與“民享”根本就得不到保障。
晶報:在您筆下,胡適只對美國鍾情,“俄國從來就不是選項”。但不可否認的是,胡適也有激進的時候,比如到了莫斯科,他甚至動了成立自由黨的念頭,要搞社會主義的試驗……對此,您怎麼看?
江勇振:胡適在1926年歐遊的時候從來就不曾以俄國作為效法的對象。歷來許多學者說胡適當時曾經一度左傾的說法都是錯的。蘇聯讓當時的胡適佩服的地方,是它試圖用有理想、有組織、有計劃的方式去追趕美國用資本主義的組織方式所達到的生產力。胡適禮讚西方近代文明。他說:“它除了用科學與機器大大地增進個人的快樂與舒適之外,還用組織與立法的方式把幸福的生活推廣給於社會上最大多數的人。”這就是胡適用來衡量當時的蘇俄的尺度。胡適為之動容的,不是蘇聯的製度,而是那種用有理想、有組織、有計劃的方式去追趕美國的生產力的“實驗的態度”。也就因為如此,等胡適漫游到了美國以後,他所親眼目睹的美國的汽車文明,讓他頂禮膜拜到要回中國宣揚汽車文明的福音的地步。
  胡適也從來就沒有左傾過。他在漫遊回到中國以後,斬釘截鐵地宣告美國不會有革命,而且不需要有革命。這是因為他說美國已經用生產力以及社會立法的方式,把革命的可能性從根斷絕了。胡適鍾情美國,從來沒有對美國貳心過。他禮讚美國,因為美國用先發製人的社會立法的方式,把可能會發生階級鬥爭的問題都給防微杜漸地解決了。
歷來學者對1926年間的胡適,只說對了一半,那就是胡適曾經激進過。只是那個激進不是左傾,而是右傾。有多少人能想像他們心目中的自由主義大師會說:“新的國民黨已經發展出一個高度的組織,一個新的軍隊,新的紀律。軍隊是黨的一個部份,黨是軍隊的領袖、老師、靈魂、和大腦……這真是了不得,非常重要。”讀者如果覺得不能置信,或者欲知詳情,就請讀我的這本《日正當中》。
 
資料來源: 晶報/ 報導日期: 2013-10-14 點閱人次: 669人
上一筆
下一筆
上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