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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驚奇:只准日治 不准日據

王仲孚

最近教育部不准中學歷史教科書使用「日據」,只准使用「日治」引發風波。教育部早已如此,只一直說不出個道理。

有人說:「日治」「比較符合事實」,但是我們也可以說「日據」更符合事實。事實上,歷史事件的陳述,使用怎樣的「詞彙」表達,涉及到「主體性」或「立場」問題,這在由政府控管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裡表現最為明顯。而非「事實」不「事實」問題。

舉例來說,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這是站在中國人立場說的,如就日本的立場來說,當時稱「膺懲暴支」(懲罰殘暴的支那人),「大東亞聖戰」,請問哪一種說法,「比較符合史實」?中華民國的歷史教科書可以稱「膺懲暴支」、「大東亞聖戰」?再如一八九五年以後,日本的台灣總督府公文,稱反抗日本的台灣人為「匪徒」,請問「匪徒」與台灣抗日志士,何者「比較符合史實」?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可以稱抗日的台灣人為「匪徒」」?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壓倒性勝利,不到一年全國解放,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則寫「大陸淪陷、政府遷台」,這兩種陳述方式,是一種立場,難說何者「比較符合史實」?但台灣的歷史教科書似乎不會用「全國解放」一類的字眼,這就是立場問題。

「日治」或「日據」不是什麼「史實」問題,勉強算是一種「史觀」,有人認為「日治」是「台獨史觀」,並不正確。因為即使作為「台灣獨立國」,也應該採用「日據」,否則就失去了台獨的「立場」。「日治」比較接近「皇民史觀」或「日本軍國史觀」,日本教科書採用,就符合其立場。

有人說使用「日據」一詞有情緒性。這正是自己對「日據」一詞具有成見來抹殺這一用詞的正當性。試問:這次課綱的召集人吳文星教授,是台灣史專家,著作甚豐,他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碩士論文《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一九八七年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完成的博士論文《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以及一九九七年以前發表的許多學術論文,都採用「日據」,如果說使用「日據」一詞有情緒性,那麼吳文星教授的學術著作,都是一些情緒性的出版品?教育部為何要找一位充滿了情緒性的教授作課綱召集人?

由政府管制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在性質上與私人著作大不相同。作為一個自由學者的個人著作,在自由多元的社會裡,未嘗不可表達其個人意志,但是,中學歷史教科書內容,由政府管制,必須依據教育部規定的「課綱」編輯,還需要由教育部「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才能發行。可見教育部是有其立場的。否則就廢除「課綱的約束」及「審查制度」,完全開放歷史教科書自由編輯,自由發行好了。

教育部以「課綱」與「審查」兩項強制手段控管中學歷史教科書,用意本應該監督中學歷史教科書,不要背離憲法精神與國家立場,不要違背中華民國的「主體性」,但是現在由中國國民黨執政的教育部,卻反其道而行,只准使用否定中華民國立場的用詞,不准使用站在中華民國立場的用詞,而應該監督政府的執政黨立法委員,則希望「兩派」學者能取得「共識」,完全是一副事不干己模樣,真是咄咄怪事,令人匪夷所思!(作者為前台師大文學院院長)

 
資料來源: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A18版 報導日期: 2013-07-18 點閱人次: 5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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